学理性记忆——毕业论文中的辛亥革命(2)

　　郭祖斌《辛亥革命之背景》，通过详述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重点论述新兴势力中知识分子之崛起与作用。他指出，“社会进步到旧制度不足代表社会之新阶段时，乃产生新思想，发生新势力大搏斗。”从而出现以孙中山为领导的、由华侨、会党和智识份子组成的革命联盟，其中，“尤以智识份子的关系至深且巨，如何能赢得智识份子集中于革命旗帜之下，实以立宪党与革命党论战的胜负为关键。”士大夫阶层原本是满清统治的社会基础，“怎奈满清政府日趋腐败，至不能代表相依为命之士大夫阶层利益，逼得他们也非参加革命不可，于是革命阵容巩固充实而满清政府变成了独夫，因之满清的统治权，到了无法挽回的颓势。”

　　辛亥革命对各位作者而言，“在推翻封建势力，扫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大道，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方面，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了。所谓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一块空招牌，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也只是白纸黑字的空文。”“整个中国人民且由于北洋军阀的出场，依然并进一步在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封建势力的榨取下，度着黑暗凄惨的生活。”究其失败的根源，潘道暲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能真正的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在这一点上，它还是比不上太平天国。”

　　正因为辛亥革命是单纯凭藉军事力量的军事投机，所以组织群众发动领导群众到革命中来的任务没有做到。新理想仅存在少数知识分子头脑里面。这样，革命是没有基础的，没有保障的。袁世凯等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正由于此。

　　群众没有起来，本质上依旧是封建社会的中华民国并没起根本的变化。皇帝虽说是赶走了，满清统治虽说是结束了，然而，封建势力却原封未动，辛亥革命表面上是成功了，然而反革命的力量仍未受到致命打击。而成为当时革命的助手的又是些投机的政客官僚，另一些又是些空想的民主思想家。革命一成功，就以为什么都弄好了，就赶快和反革命妥协，好赶快结束战事，好做官吏。中国的封建势力其恶毒就在这里。他一面专事摧毁革命势力而一面又往往变成革命的面目，到革命队伍里来破坏瓦解革命。

　　各篇论文从不同方面高度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潘道暲指出，辛亥革命“在历史上自有不可磨灭的光辉”。第一，它第一次在中国推翻了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专制皇帝政治，给亚洲带来了新的曙光，“人民走了新路线”。“此后，不管野心家们，不管独夫匹贼们如何的想夺窃政权，想独裁，但世世代代做皇帝究竟是不可能的了。”民主的种子“已撒下去了，人民再不是易受欺骗的人民了。”第二，在历史进程上，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中，首先推翻了满清在中国建立的牢狱。“因为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正是被帝国主义利用的最有力的工具。”郭祖斌强调，“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是中国由封建主义到民主主义之新的历史的转换，它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民主主义，而且使中国向民主主义的国家之坦途迈进。”吴之汉指出，革命派在发动起义之初曾留下的“足令吾人钦佩”的革命精神：第一，武昌革命，都督府成立，下令废去恶税、蠲免丁漕，裁撤海关外所有关局，裁撤统捐局卡。第二，低俸金与服务精神。第三，民治。

　　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的论文，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与评价，无异于左派史学家的学理性记忆。诸学生对左派史学家学理的认同，也意味着对营建这一认识的中共史学家本身的某种程度的认同。其中，吴之汉用自己的人生选择，代表了学理评判，用行动追随他在论文中阐释的“革命精神”，毕业后加入共产党，终为自己理想而牺牲生命。

　　其实，这4篇论文所内蕴的历史观，并非其所独有，而是当时学生界的普遍认识。论文作者都出生于武昌首义之后，其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更多的理应来自于学校教育。左派史观占据校园，当然与学校教育的“失守”直接关联。学生界自民元以来即开始参加“双十节”庆典、“总理纪念”等各类政治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身处三民主义教育、“党化教育”规程与“总理纪念周”等仪式化的教化下，但三民主义教育却名存实亡。有论者指出：“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学校，自幼稚园以至大学表面上似乎都是在施行三民主义的教育了。然而所谓三民主义的教育者，除了每星期拿一二小时的党义作应时点缀之外，其他的学程都是漠不相关。所以在读党义的时候，固然读的是三民主义，但是到了研究经济社会科学的时候，则不防信奉李嘉图，李士德，马克思，巴枯宁的学说了，好像科学是科学，哲学是哲学，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彼此不相来往，彼此没有关系。像这样的三民主义，结果无异于宗教教育，不但无补于革命，反为革命前途的暗礁。”各校周一早举行的全校总理纪念周多流于形式，成为总结前周工作、布置本周工作的校务会议。江苏某中学学生向《人言杂志》反映，该校“有几个学生年龄多在二十左右。对于苏俄有着热情的‘向往之心’。”他们“笔上口上常常是谈着革命”，相反不愿参加纪念周。

　　有人深刻反思，指出正是研究的匮乏，才导致三民主义失守大学课堂：“我知道今日大学中三民主义这一科，若干教授讲得不知所云，学生为学分为应卯而上课，甚至溜之大吉。我希望今后各学校对此科应慎聘教师，必须对三民主义深有研究，对学术有研究有根底，否则宁可不要。教学上面应该旁征博引，把各种学说各种主义来比较，作客观的研究，不应尽作主观的注入的，教调式的讲授。如果再不改变，将连形式都不能存在了。至其他国文，史，地甚至自然科学内都可以参入三民主义有关的教材，但第一不要牵强，第二要切实，第三要有丰富的内容。论到训育方面，作者感慨殊多，在北伐时代，各级学校对三民主义的研究，信仰已很热烈，到北伐完成后一二年为最高潮时期，此后反尔渐低落。推其原因，一是人的问题，一是方法的问题。”

　　有人指出导致“教材中绝没有三民主义的理论”这一现象之原因，在于两种体系左右着学校教育，“留美学生高谈资本主义，留俄学生高谈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各学校的哲学及社会科学的课程，并无一定的体系。有的教授哲学是资本主义的，而教授社会科学却是社会主义的；同是社会科学，有的教授社会学是资本主义的，而教授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的；甚至同是经济学的课程，甲教授讲亚当斯密士的原富，乙教授讲卡尔·马克斯的资本论。”这种学术界的紊乱现象，致使党化教育、党义教育均无从实现。现行教育中，“除了一部分中小学课本关于历史，公民方面采入了三民主义的精神外，其他的课本都仍然是‘没价值没意义’的。尤其是专科以上的学校，除了有党义一门课程外，党化教育可以说根本谈不上。”

　　与此同时，唯物史观却在整个学术界日益处于上风。1931年底至1933年4月，《读书杂志》从第1卷第4、5期起，连续刊载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刊，除编者王礼锡、陆晶清的序、跋及作者与读者通信外，共有中外学者论文约50篇。思想理论界以《读书杂志》为主要论坛，掀起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高潮，由此确立辩证唯物论在思想理论界的领导地位。王礼锡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社1932 年）中指出：论战“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都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此话虽有些言过其实，但学者们大都确实以唯物论、或自以为以唯物论、或以自己理解的唯物论为武器参加论战。孙倬章自称“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却也要明示“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中国经济的分析》，《中国社会史论战》第1辑），表明自己并未落伍。郭沫若的早期自传《反正前后》1929年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1943年重庆作家书屋重刊，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上面所论4篇论文的选题初衷或缘起已实难探知，但其史观之所以与左派史家相同，则源于大学教育的多元价值观。郭祖斌的指导教师梁园东系中共党员，另三位导师均具有学者的独立与包融的品格，这样的氛围促使学生可能对辛亥革命予以批判性的思考。

　　其他声音

　　当时，一些学生也对三民主义等辛亥革命的遗产予以诠释，或强调以三民主义的精髓统摄学术，或透析中山思想的哲学底蕴。复旦大学刘洁川在商学会编行《商学期刊》著文，提出三民主义的经济学。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医学系学生张荣锦，在《中山先生底学术思想》一文中，指出“生”是中山哲学思想的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辛亥革命的传人，然而，由于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全面崩溃，学生界的生存状态极度恶劣。即使是培养党国法政人才的政治大学，因“通货不断地急激贬值”，学生“每餐依然几根青菜，充饥不够，谈营养简直是讽刺。”到1940年代中后期，学生群体、特别是大学生们普遍深陷穷困与饥饿、生活单调、失业的危局，对现实不满而彷徨，对国民政府丧失信心，以至于普遍离弃国民政府所宣传的三民主义教育。1948年《时事评论》刊登《大学生的苦闷》一文，概略时状：

　　在任何学校，各皆拥有相当可观的力量，比较起来，仍以“左派”的潜势较大，似乎学校的安定，甚而社会的安定，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不过，我们应该明了的，即无论“左派人士”也好，“右派人士”也好，以及“社会贤达”也好，他们的思想，真正能构成一种完整的系统的，实在没有几个，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信仰”，口里尽管叫得响，其实，皮毛而已。

　　……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巨流，即“社会贤达”所汇成的中间路线，他们拥有的分子最多，在各校都占着最大多数，不过，力量是分散的，潜伏的，并无具体的组织产生，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组织的能力，实因眼前的种种限制，使其左右为难……但在变乱的今天，浑浑噩噩，真相莫辨，叫人抉择一条出路，委实够费考虑，不过，仔细的观察一下，他们的思路，仍在不断的蜕变中，因为现实的刺激，苦闷压力，英雄思想的引诱，逼使他们不能长久的超然下去，有的断然以行动参加“左”的行列，有的或在言语上，表现“左”的论调，老实说一句，向“右”看的人，除有比较特殊的原因而外，少得很多，不特此也，即原来自认为“右”的人，似乎态度也模棱起来，使人难下断语……其实，是现实所促成的必然现象。

　　“主义”不解生活之忧。此时，大学生们热衷于“都是反映现实的文章，最适合青年人的胃口”的《观察》《展望》《新闻天地》等杂志。“同学们总要想法读几篇的，似乎越是‘批评’‘骂人’的文章，他们越感兴趣；越是‘秘密’‘幕后’新闻，越受他们欢迎。”

　　学理性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对史实的留存，还包括对史实叙事框架、史实发生原因的接纳。换言之，学理性历史记忆的本质，是在一定史观基础上对历史的再阐释。在接受左派史观基础上，武汉大学4篇有关辛亥革命的毕业论文，将辛亥革命视为中国民主革命链条上承上启下的转折点，明示更加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