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性记忆——毕业论文中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发，一直引发学生界持续的反思。其中，学理性的反思则不囿于史实考订，具有浓厚的思辩性及带有主观色彩的“条理性”。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4篇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论文即为典型案例。

　　这4篇本科毕业论文分别是：曹弼的《辛亥革命史》、潘道暲的《辛亥革命的史的分析》、郭祖斌的《辛亥革命之背景》、吴之汉的《辛亥革命之研究》。

　　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上述4篇毕业论文，虽然未标榜唯物史观，但在篇章结构都突出社会矛盾的不断深化，在实际论述上，均从社会矛盾分析入手，阐释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曹弼的论文《辛亥革命史》，在充分征引中外50本参考书的基础上，从辛亥革命的内外因素、武昌首义、各省独立及其影响、民清议和与南京临时共和政府的组织、辛亥革命与国际关系5个部分，在总体上提纲挈领地论述1840年至1912年中国社会巨变。曹弼从种族与政治矛盾、中外矛盾引起的民族经济破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及与中外反革命势力的斗争，铺述辛亥革命发生、发展。吴之汉的论文《辛亥革命之研究》，第一章“辛亥革命前之一般概况”，从清政与民心、亲贵内阁、秘密会社活动与革命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

　　潘道暲的《辛亥革命的史的分析》，显系全盘接受郭沫若的史观，并以此立论。这体现在其第二章“新的现实”的两小节“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双重枷锁锁住了古国”之中。他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向中国的进攻，中国的人民是会循着自己的道路前进的。虽然生产力因受着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统治的束缚，发展得很迟缓，但如果当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改变社会性质时，中国人民会无情的丢开自己的王朝，走上新的道路。”西方新起文化的突入，“一方面，它从母胎中摧残了中国自己资本主义的胚胎，一方面，它又使中国人民的道路，转了一个方向。”“随着帝国主义对华投资建筑铁路与开办各处企业的结果，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也被刺激起投资于工业。于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就有了初步的发展。”但遭到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的打压，“在这样的现实下，一面帝国主义者不断的加紧侵略中国，一面满清政府完全做了帝国主义者工具，摧残革命者，剥削压榨民众。中国人民加上双重枷锁。”到辛亥革命前，“无论是农人、工人、会党、军队、新官僚、资产阶级、华侨资产阶级，统统觉醒了。这就演成了中国第一次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郭祖斌论文《辛亥革命之背景》，强调经济对社会发展的终极作用：

　　辛亥革命的背景是由帝国主义的压迫、满清政府的腐败和新兴势力的崛起所交织成的，而直接促成三者的发生，实受经济热的操纵，所以拿经济背景来解释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应该是毫无问题的。西洋受产业革命的影响，产生了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原始动机，是掠夺经济，掠夺经济的结果是促起中国中古式的农村经济之分解，由农村的破产，中国小商人和知识分子，都从小康的境遇沦为一无所有者，而且影响民族资本的发展，使中国一部分转入新的生产方式的大地主大商人官僚也感到帝国主义的致命威胁，遂与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利害相同的关系，联合成一个强大无比的革命集团。

　　次之，满清政府在不断的资本主义侵略战争中，不仅丧失了许多领土，开辟了许多商埠，出卖了许多特权，并且还借了巨量的外债，为了偿付这些巨量的外债与赔款，只有加重人民的剥削，这一剥削的结果，至少是等于帝国主义所加诸人民的痛苦，可是满清政府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誓死维护其在封建社会里所享受一切经济上的特权，必然汇合由满清政府手中而能分到脏物的腐败官僚、大地主、买办，藉帝国主义作靠背，而组成其反革命的集团。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直到二十世纪的初期还是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封建贵族为了支持其统治的机构与供给贵族官僚的奢侈猥琐，依然加紧其超经济剥削，由此而造成官吏贪污，政治的腐败，财政的困难，加上变法维新失败的插曲，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何况又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促起旧社会分解呢？于是广大的可怜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现状下受了求生本能的驱策，所有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华侨、会党、知识分子密切结合，大声疾呼，来解脱他们中古式野蛮枷锁和西洋文明的灾难了。在广大群众队伍里，果然发挥了无与比伦的威力，造成了一个承先启后的革命运动，除推翻了封建贵族超经济剥削的制度外，并转向经济剥削的帝国主义者作总清算，使中国出现与封建社会相反的三民主义社会。

　　这4篇论文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承认历史发展的合力说，强调辛亥革命是由革命派、立宪派共同推动。郭祖斌指出，在革命势力日炽之时，满清政府“反在进行其伪立宪的勾当，限制选举资格，失去了许多人心，竞选失败者，自当另谋出路，敢于说话之议员受政府惩处者，又何以而非逼上梁山之作风，改革官制后，人事分脏不均，引起热心立宪汉人的不满”，“失意官僚的通病总是由愤而恨，亟思另起炉灶，以图报复为快，何况汉人失意的官僚，又夹杂种族的，而革命的旗帜鲜明，正合其投机取巧随风转舵的心理呢！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优越对社会所发生的作用之大，范围之广，对于革命之发展，奏了许多难以估计的功效。”

　　相同的史观之下各有侧重

　　相同的史观之下，各篇学位论文重点有别。如曹弼论文在“辛亥革命与国际关系”方面用力较深，细述辛亥革命发生以后的列强态度、善后大借款、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诸方面。吴之汉论文有相当篇幅谴责辛亥革命时革命军的种种弊端：（1）残杀满人。“辛亥革命，其杀戮旗人与抢劫最惨之处，则一为陕西。省会有满城，妇孺麇集，新军与旗兵战一夜，死二千余人。而革命军之起，初无首领约束军队，焚烧虏掠数日。省垣富户世商殆尽。二为山西。其省垣太原有皇城，为旗兵驻所。常恃势凌人。汉民久妒恨之。至是变兵攻入，惨加杀戮焉。三为南京。南京于民军入城后，火药库炸毁，疑为旗人所为。相率劫其财物，火其住宅，并杀其人。次为福建浙江。旗人亦多有死伤。”（2）军人骄纵“革命起时奇怪现象不一而足。焦达峰为湖南都督后，日委署十数人。凡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悬旗招兵。流氓乞丐车轿担役均入伍。无军械，戎装，胸前拖长带，高髻绒球，谓是汉官威仪。胡汉民为广东督都，募人入党。云亡清捐官赀千百，今与国民约，以赀五元入党，即箸籍县官。上海则陈其美用手枪威吓即取得都督。安徽则有王天培用武力夺取印信。扬州初未独立，孙天生竟假借名义，乘火打劫。孙文尚未回国，彭程万竟假造委状，得任都督。此外若宣布自保，张鸣歧竟撤下龙旗，取消独立，孙宝琦又出尔反尔。其令人发噱之事，实较法国革命犹多也。”（3）军人互不相属。苏浙军队攻下南京后，自视甚高，不愿隶属黄兴。党人甚至自相斫杀。“广东党争非常激烈，党人自召土匪，编为民军，毫无法幻，纠纷为各省之冠。四川亦内讧甚久，自相残杀。”（4）“政客之倚势苟且无定见”，党人革命精神弱。“时袁世凯仍为清重臣，乃一闻有造成共和之意，便不惜修改自己已定之组织法。因袁世凯主张共和，便缓举大总统，并议决于临时组织大纲中，追加一条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

　　潘道暲《辛亥革命的史的分析》一文，强调辛亥革命的客观局限性。他说，“革命者主观上所犯的错误，是不能辞其咎的。”但是，正如“我们不能苛责以前的农民战争时的领袖一样。因为他们也是受着历史条件所限制的。客观的条件正决定了他们主观上的错误。”

　　什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呢？首先是当时中国的处境已不是十八世纪的英法，也不是十九的德国了……中国原来的资本主义胚胎在母胎中就被杀害了，而后起的资产阶级又起来得太迟，已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了。帝国主义要求输出资本，要求以武力统治整个殖民地，好不能再让另一个资本主义兴起了，而她的经济力量又占着绝对的优势。第二，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必然发展得太薄弱，太幼稚。不可能与帝国主义竞争。太薄弱，太幼稚，先天就带着软骨病，是不可能完成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并且，中国的资产阶级，大多数都是从地主官僚商人变成的。一只脚跨在资本主义里，另一只脚又跨在封建社会里，这样就使他带有极大的妥协性，只要对他们稍合适一点，他们就可以转过头来了。第三，正由于他们的软弱，他们的封建性，他们的先天不足，为了生存，不得不尽量压榨工农，这样在本质上他们是怕人民，不信任他们的，不希望人民真的翻过身来，因此虽在口头上唱着民主，但在实质上，却并不真的替人民说话，替人民服务，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而人民倘没有发动组织起来，革命是不会有保障的，民主是不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