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元冲对孙中山思想的“曲解”(2)
辛亥革命网 2016-09-20 09:13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孙明 查看：
二 三民主义的民族至上论的重弹
反清革命时期，孙中山将民族主义悬于诸主张之上，这从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次序可以看出。二十年代，他对民族主义仍然极为重视，如在《三民主义》中说：“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但他认为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已与从前不同，遂将民生主义提升到首位。所以在《三民主义》中强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方法。”
1925年时，邵元冲也是位“民生中心”论者，他还称赞戴季陶将孙中山的基本思想“命名‘为民生哲学’尤其适当”。但“九·一八”后，“民族至上”成了他言论的重点。“民族建设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求民族的生存，一种就是求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民族建设的基本条件，一定先要民族能够生存，如果民族对于生存的基础没有建立起来，所谓进步和发展，当然更是谈不到了。”(邵元冲《民族建设与交通建设》)“我们现在唯一的急务，就是各个人要增加为民族争生存奋斗的力量，求民族的出路。民族生存的条件能够做到，才可讲到民权的普遍、民生的圆满。”(邵元冲《党务工作之推进与有效的努力》)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的形势之下，做这样的号召，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细究邵氏的论述，我们还能看到这种“民族至上论”的其他背景和用意。
为了民族的生存，邵元冲认为在“国难期间”一定要实现全国团结统一的奋斗。那么，实现统一奋斗的力量是什么呢？统一“全恃一种推动的力量，这种推动力量，在这几十年中间，就是由本党(指国民党——— 引者注)担负起来”。在邵元冲看来，国民党是领导力量。所以，民族至上论的另一面实是在强调国民党在政治、思想各方面的领导地位。而这个要义又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邵元冲（资料图）
其一，邵氏的民族至上论特别强调国民党内的团结，强调领袖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孙中山领导反清革命过程中的失败“正是由于内部的分化，精神意旨之不能团结”，他论述“民族兴盛的历史因果”就在于“为领袖的如何努力，为民前锋”，而“一般民众又如何尊重领袖的意志，认识国家的责任，大家齐心一致，各尽所能，以求民族生存的出路”。
他还反复夸大“先知先觉”者对于历史的领导作用。由此出发，以“民族至上”为据，对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中央相左的国民党内外的“宪政”要求予以驳斥：“民族生存的条件能够做到，才可讲到民权的普遍，民生的圆满。现在有些人希望早些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以为这样就可以保障人民的权利，提高国家的地位，一切内忧外侮都可以解决了；殊不知国际变化没有告一段落，民族生存没有办法，什么制度都没有用的。而且深信中国如在国际大变化中得不到民族生存的基础，不用说宪政谈不到，长期训政不可能，还非回复到军政不可。”(邵元冲《党务工作之推进与有效的努力》)可见他当时对蒋介石统治政策的维护和对“宪政”主张的不满。
其二，他认为领导民族斗争的只能是国民党，而不能是其他组织力量，这也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注脚，暗含的是对“剿共”政策合理性的论证。1935年12月19日，他“闻巴黎之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谓以抗日为中心政策，凡能参加抗日者，皆愿与之携手”，立刻紧张起来，“其口号，极易动听，此后隐患，将何所届耶？”(《邵元冲日记》，第1346-1347页)
在邵元冲的宏论中，民族生存和当时“一党训政”的独裁统治的若干层面就这样统一于“民族至上论”。在旧调重弹中，传出了其人、其时的新音。
在中国历史上的诠释现象中，“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历来是难解难分的两种境界。当注者本身有意发挥时，其情形就愈加扑朔。更何况邵元冲诠释孙中山思想时，中山思想已经逐渐成为各派势力及其理论合法性的护符。
作为国民党党史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从邵元冲的“善解”与“曲解”中传达出来的有他自己的声音，有西山会议派的声音，有蒋介石政权的声音，也就不足为奇。在中山思想的诠释史上，即使有林一厂那样，“节录出最精要的说话，未改一字一句，也不添一字一句，依着原来讲授次序缀编”(《林一厂集》(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29页)，也并不能完全保证“原汁原味”。1946年，崔书琴就宣称“以往有许多误解完全是由于断章取义，随便以中山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代表他对某一问题所抱的主张”。崔氏所言也提示我们，政治家孙中山的思想本身或许就是一部多有变奏的组合曲，这给后来的注者留下了不小的诠释空间，也将他们的诠释置于一个若是若非的场域之中，以致于他们的注释似乎都在“善解”与“曲解”之间。
◎孙明，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