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元冲对孙中山思想的“曲解”

　　“中山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思想文本。孙中山在世时即不断构建，随形势、场合不同而多有不同。孙中山去世之后，各派人物、各政治势力更进行了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诠释，程度不同的各类“曲解”多有之。

　　即使在今天，对孙中山思想的考察也应该是动态的，要充分注意诠释者及诠释背景。本文以国民党党史会首任主任委员邵元冲(1890-1936)对孙中山思想的诠释为考察对象，希望可以从邵元冲的“曲解”中发现问题的某些方面。

　　邵元冲，字翼如，是孙中山的老部下，也是国民党要人。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并出任陆海军大元帅，邵元冲被任命为大元帅府机要秘书，并代行秘书长职务。1924年，他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1924年11月，他随孙中山北上，任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为遗嘱见证人之一。11月，他与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邵元冲著有《孙文主义总论》(1926)等书，对孙中山的思想有许多阐释、发挥“曲解”。

　　一　中山思想的民族文化渊源臆说

　　孙中山去世后，关于他的思想渊源的归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为西学说；一为中国传统文化说，其代表者为戴季陶，邵元冲也是其一。

　　在《孙文主义总论》中，邵氏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对孙中山的思想渊源加以解说：

　　首先，孙中山思想的缘起是因为他“认为非唤起中国民族独立的国民性，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就不能促起民众的奋斗，以脱离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而恢复中国的独立自主”，而“这样的民族思想，实在是我们祖先遗传下来就是如此的”，由此也就道出了民族思想的民族文化渊源。

　　其次，孙中山“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思想的根源”就是“礼运大同之说”。“中国古时先知先觉者的理想的新社会”的理想，“都是总理所采纳的”。

　　再次，他讲学习中山思想的三条路径是“求知，博爱和天下为公”。“求知”就是要知道“知难行易”，“博爱”就是要为爱人而奋斗、为爱民族文化而努力、为爱民族而革命，“天下为公”就是要“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文明，融和西方的物质文明，创造中国之新文化”，实现世界各民族平等，达到大同。他更认为中山思想的目的是“以中华新民族的文化，来改造世界资本主义的文化”、“以中国的王道变更白种人的霸道”，其对民族文化的强调就更显而易见了。

　　正因为有民族文化的渊源观，所以尽管他表面上征引孙中山自述思想渊源之语，却并没有给“欧洲之学说事迹”一个应有的地位。在他的笔下，欧洲的社会主义、卢梭的民权学说、乔治·亨利的土地税制主张、法国革命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等等只是“给总理以极深的印象，对于总理的思想和政策上增加了不少的帮助”罢了。

　　从邵元冲的知识结构中，我们可以读出这种民族文化渊源观的背景之一。翻检邵氏的日记，阅读国学范围内的著作的记载俯拾皆是，他还从这些著作中汲取治国经验。如他曾据《唐书·食货志》的租庸调法内容认为“孙先生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所谓人民义务之劳力者，实据于此”。在孙、邵往来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向他咨询“神农氏‘日中为市’出于何书”、中国制造舟车与发明火药之起源、郑和遍历南洋故实及当时海舶之构造等事。可见邵氏的国学修养是为孙中山所信服的，而孙的国学基础却薄弱了些。邵氏在《总理学记》中细致地记下这些，其本意是要推崇孙中山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却无意中为我们透露了相反的信息。

　　邵元冲提倡中山思想民族文化渊源说的背景和原因还不只这么简单。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迹象日益明显，戴季陶、邵元冲等人都在寻找一种能够统一国民党力量的思想。1925年到1926年的《邵元冲日记》中，充斥着商讨“此后进行方针”“此后党务进行办法”“党务改进事宜”之类的记载。这种思想就是孙中山思想———“希望全体同志，尤其是中国新生命的青年，要切实觉悟一番，做真正的孙文主义信徒。然后党的基础，才可以巩固，党员的思想行为，才可以统一，而救国的事业也才有效果”(邵元冲《戴季陶同志著〈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书后》)。论述一种学说是否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息息相关，从民族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说明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强调一个政党所秉承的指导思想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兴衰同运，其实也就是在论述该政党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乃至唯一合法性。于是，孙中山思想的民族文化渊源论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是当时国民党内的排共主张。

　　在这一点上，邵元冲将自己的立场暴露得很清楚。他认为一个政党团体若要使自己团体的精神发展超过其他团体，就要使“自己的团体和别的团体在理想和目的上有很明显的区别”——— 即“主义”的区别。即使是两个联合着的团体，也一定要注意保持理想和目的的“斗争”。在他看来，共产党就很注意这一点，国民党也要做这样的努力。

　　根源于中国文化体系的领袖思想无疑是区别于西学范畴内的共产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好选择，这也就是《孙文主义总论》中强调“孙文主义”与后两者区别的用意所在。但只有区别还不能完全达到目的，还必须证明中山思想之合于中国。于是，他进一步反对“西化”，说：“今天的中国人，大家是一种自信力都没有了。‘中国的’三个字成了最恶劣、最丑陋、最腐败的形容词。‘外国的’三个字便是代表一切真善美。尤其受了一点科学教育的人如此。”他污蔑向往革命的青年人是“害梦想一跃而实现共产的懵懂病”。而祛病的药方就是让他们“时时都晓得注意时和地的关系，认识中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么，渊源于中国文化而又贯通中西的、体现中国“时和地”的需要的中山思想无疑正是治疗“共产的懵懂病”的良药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个人取向和党派斗争形势的背景，邵元冲才沉湎于他的“民族文化渊源论”中。这与“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的一面相合，却轻置了“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的一面。孙中山曾经说过：“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这在邵氏的“曲解”中就更付诸阙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