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两翼”: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新面向(2)

辛亥革命网 2016-07-07 13:45 来源:团结杂志 作者:王杰 查看:

在对同时代的人物研究中,对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同志、战友、同道的阐发比较多,而相对于此中心的“两翼”,即孙中山的“反面”与“外面”的研究仍显薄弱。

  列宁曾经从苏俄的语境出发,将中国的辛亥革命列入民粹主义的范畴。这一提法,在意识形态至上的时代,视为真理,不容质疑。近年学界受启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发掘隐藏在“历史话语”背后复杂的社会心态,成为当下史学的新旨趣。这似为打破“政治历史”的教条提供了新生面,信史呼唤“原真”。

  史料与史学乃构建“中山学”学术殿堂的基础。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依赖强有力的史料的支撑,来不得半点的猜测与臆度。要之,关于海外孙中山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也不失为孙中山拓展的重中之重。

  此前,学人在有关孙中山的史料发掘方面经已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相对而言,大陆学人囿于种种原因,对海外档案、报刊的利用还显得比较疲软,国外大量的报刊资料还有待“冷板凳”精神的“热处理”。比如新加坡的《叻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新国民日报》,美国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世界日报》等报刊还隐藏着不少有关孙中山的材料。

  近年来,香港的《华字日报》、汉文版《台湾日日新报》(日人所办)已吸引了不少学人的眼球,但是由于量大容多,非一时之功、一人之力可以如愿者。此举一例,关于孙中山的名、字、号,台湾学者庄政先生作过深入研究,写过《孙文先生名字号考述》,洋洋五万余言,发表于《近代史资料》总98号,汇集了孙中山的名、字、号(含别号、绰号)计61个。其中孙中山的化名就有29个,庄先生指出,这是“多年来广涉相关书籍、期刊及报章等所搜集而来。堪称‘空前’,但决不敢说是‘绝后’。随着岁月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很可能有尚未发现的史料。如果将来能将中山先生的化名搜集三十个,乃至更多,势将破世界金氏纪录而后已”!卞修跃先生根据《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考证出1905 年孙中山曾经用过“中山平八郎”化名,这就增加到了30个。

  笔者近年于不经意中也发现了孙中山两个化名,一个名“孙方”,另一个叫“阿路夏”。

  “孙方”之名披露于1910年7月10日汉文版《台湾日日新报》“杂报”栏目中,一则《孙逸仙动静》新闻说:“清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北京政府久悬赏十万圆,以搜索之。然其行迹所至,显晦靡常,终有难窥其真相者。据内地新报所称:客月十日‘二岛丸’入横滨港,闻孙亦搭载而来,其驻京知己,皆出迎于埠头。孙自称为孙方,与同党一人称为杨鉴者随出迎诸友同行入京,宿于小石川原町宫崎某家。其为如何目的而来,颇难洞察。”

  “阿路夏”见于1910年10月7日汉文版《台湾日日新报》“内外纪要”栏。一篇《南清革党动静》记述道:“往孙逸仙托名为布哇人‘阿路夏’氏,潜于东京同志之处,逗留不及二星期。日本政府要之退去,遂南经香港,面之新嘉坡。据该地清领事左乘隆氏所报,孙现去在彼南密视形势。曩传该党人以香港为策源之地,即欲自广东始,将有事于南清一带。”

  从孙中山之“名”的不断发现,可以窥视发掘海外孙中山史料任重而道远。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学人对民国以降孙中山“海外”视野的研究,仍属差强人意,尤须深化拓展。

  孙中山的海外视野,或者说世界眼光,从他革命伊始便显得比同时代的人高出一筹。三民主义的提出,吮吸了西方政治学说的精华,令同仁的思想难以望其项背;而《实业计划》蓝图的描绘,更是把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实业计划》的英文版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原译为“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计划”),由朱执信(留学日本)、廖仲恺(美国归侨留学日本)、马君武(中国近代获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林云陔(辛亥革命后留学美国)等人译成中文,这几人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富有敏锐的国际眼光。

  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世界发生巨大变化,如何认清时代主题,准确把握世界走向,这考验着识者的世界战略眼光。懂得开放,才能准确认识世界的大变化。孙中山确实看准了时代主题的变化: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个和平与发展,乃是世界上最大的变化,这是孙中山的伟大发现!

  根据这个伟大发现,孙中山强调中国必须抓住契机:“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与先进发达之资本主义列强和平发展,调和促进,这是何其精辟的论断!

  诚然,孙中山很清醒,中国地域广袤,贫富差距过大,穷人太多,所以只有发展。中国面临很多问题,只有靠发展才能解决。发展是硬道理,最大的利益就是发展。《孙子兵法》设有“势篇”,强调势头来了,就好办了,“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中国人在现时最大的利益是什么?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919年他在《中国事业当如何发展》说:“防之道为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如是,则凡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皆由实业发展之利益举办。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

  对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不仅十分赞赏,而且倾心向往。但是他不是不加比鉴而盲从,他认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打破资本制度”,但现时中国“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言下之意者,俟条件成熟,还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所以,他曾经指出:“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生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美国学者史扶邻说,孙中山作为一位“民族主义领袖竟有了强烈的国际主义思想意识!在为中国现代化奋斗的过程中,孙中山清楚地认识到,在达到民族平等的目的后,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他还想到未来的国际合作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令人景仰的是,孙中山在呼吁开放,利用外资、外才,调和国际关系的同时,始终强调中国不能丧失主权。

  孙中山研究领域经已步入史学高地,意味着学人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比前人付出更大的艰辛。换言之,为“显学”提供新的学术成果,尤须智者掬出至诚——有如:“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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