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两翼”：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新面向

　　既往的孙中山研究，学人对孙氏的生平、思想与事功，孙氏与同时代革命党人的关系等领域，已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相对而言，在对同时代的人物研究中，对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同志、战友、同道的阐发比较多，而相对于此中心的“两翼”，即孙中山的“反面”（对立面）与“外面”（海外）的研究仍显薄弱。这可以视为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新面向。

　　关于孙中山的“对立面”

　　孙中山的“对立面”，包括如清朝政府，以及与清廷相关的人物。

　　近年来，对清末朝廷的“新政”改革，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平心而论，清政府对改革的“动机”是积极的、用心的，改革的出台尽管有被动的成因或不尽民意的样态，但绝不是用“以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一句话可以定论的。作为一个政府及其朝廷大员，谁不希望把自己的国家搞好？由是，新政的各项举措，未尝不是传统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努力，旨在“健体强身”，以与西来的强势文明“对话”。只是因其成本过高——改革赖以财力撑持，钱银需要向老百姓征取，增加了税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反与维系帝国二百年道运的“永不加赋”政策相悖，被指为“民变”祸端；另一面改革新张，预备立宪，权力下放，立宪阵营刚刚分得一点儿权羹，朝廷“皇族内阁”成立以后，意味着皇室又要把它收回去，立宪派有怨气，不愿意了，认为这是清政府借革新以固皇权的“阴谋”，于是，“后院”起火了。接着，清政府又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旋将筑路权出卖给列强，“路权”割断了商人的利益链，导致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商民的大规模抗议，激发了政府与在野派的矛盾，加剧了“改革”的危机。新政与危机伴生，纠结与挑战交织，“改革”亦须“有偿”服务！后来者是否当以温情和敬意去理解当事者不得不如是之苦心？这一领域的研究似有广阔的空间。

　　清廷改革初期，因国内各阶层人士对“改革”抱有希望，孙中山很难鼓动反清情绪，因此只能依靠会党发动起义，盖因其他各阶层人士甚至视“革命”为“洪水猛兽”，掩耳而走。及至“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出台以后，立宪派、工商界怨愤狂涌，对政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于是，原本以“路人”姿态面世的各派与革命党渐次互动，有了亲近感，辛亥革命因之在无形之中形成了“合力”、“合流”。合力的过程，无疑可以喻为相互妥协或相互包容的过程。所以，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新旧势力的大决战，死难的人数比较少，这也是耐人寻味的课题。

　　与之相关的“反满”问题也值得再研探。事实上，辛亥革命前的满汉关系并没有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境地。辛亥革命前期，因为朝廷在酝酿和试行改革，国人静待着“希望”，革命党人缺乏对朝廷“革命”的理论凭藉，便蓄意把“反满”这种情绪化的“火”烧起来，以图在“种族”问题上激起汉人的“共识”——这是否可以认为是革命党人的一种谋略？似乎也值得深究。

　　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反满”在一定时空上“抢占”了民主革命的宣传阵地，民主共和观念在神州大地的传播是有限的；尔后，从共和肇造到袁世凯称帝期间，共和观念的植入是短暂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共和观念在国民心灵中的浸润是肤浅的。但是，辛亥革命后，举凡复辟君主专制的逆流都归于失败，而军阀之割据却如走马灯，在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反满”失去了土壤，而专制只是改变了“脸谱”，名亡实存！这究竟是“反满”之“过”，抑是“民主”之“殇”？

　　毋庸讳言，近代中国的两大任务乃是独立与富强，用孙中山的话来概括，是振兴中华，这是所有富血性的中国人共同的奋斗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方策，都不失为探索救国道路之一途，在时局迷离的情况下，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各家各派之间，既是竞争者，又是互补者，甚至是殊途同归者。要之，学人当设身处地地审视诡谲多变的时局，幸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关于立宪派：武昌起义以后，各省谘议局为脱离朝廷的“独立”、“光复”运动不遗余力，更为大总统“非袁莫属”推波助澜。立宪派与革命派形成合流，对加速清廷的覆亡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袁世凯“呼之欲出”际遇于时人的民意之中，这种历史的“选择”具有不可置疑的合理性。但是，从反思的角度去审视，立宪派“拥袁”的努力，是否给民初的民主共和政治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似仍可以加予思量。

　　以广东为个案：晚清国家权力在广东地方社会的式微，为会党的兴盛提供了温床。从“会匪一家”到会、匪、民（军）、（新）军，乃至华侨、革命党人的相互隐显，几至“一身几任”的角色的变奏，为革命党人在粤省的武装动员和反清举义提供了空间。清末广东会党多重身份的交叠，提示了后来者警醒：历史事件复杂与吊诡，史学研究当知人论世。

　　关于孙中山与“海外”

　　对近代民主革命客观存在的“海外因素”问题，笔者近年一直在思考为之建构一种“说法”——孙中山等主要革命领袖长期流亡海外，辛亥革命前几近清一色的“输入式”（含思想、策划、财力、人力、外力等因素）的反清举义，在海外是否有存在一个“影子式”的民主革命策源地？这个“海外策源地”有无中心地区，抑是漂移不定，其依托的力量是否仅为大多兼有会党身份的广大华侨群体？国外友人对孙中山的支持应如何“定性”？凡此发问，委实值得深入探究。弄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对华侨与辛亥革命关系作深层的剖析。

　　与之相关者，民主革命早期在南方边陲的起义，主要依靠会党为主力，屡起屡败，又屡败屡起，既往的研究多认为是单纯的军事冒险主义，不依靠广大群众，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局限性的表现，能否如是一统概之？

　　对个别华侨首领的研究，似应少作“定性”与“定论”的分析，以免以偏概全。以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的领导人许雪秋为例，他似是一位难以定性的人物，他捐过官（道员），是红顶商人，还是有身家的华侨，不仅是会党，又是革命党（光复会员、同盟会员），多位一体。或许正是自恃如是身价，他不断向孙中山要钱，而且是拿多少钱办多少事，动辄与胡汉民“顶撞”。及至武昌事起，他一跃成为粤东民军的领袖，参与光复潮汕。对于许氏，恐怕光用阶级基础、阶级分析的方法难以了断其“身份”，亦难揭示其内蕴，须渗入多元化、多维度的剖析，从而凸显其个人的多重性，进而阐释近代社会的多歧性——许氏捐官、与朝廷套近乎，示以不反清，乃是为了彰显其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他秘密加入会党、革命党，则是便于在变幻莫测的世局中八面玲珑，应付自如。民元年间，许氏被原清军将领吴祥达处死，此中因由，除了与广东革命政府的内部矛盾之外，恐怕还免不了有个人的恩怨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