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两翼”: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新面向

辛亥革命网 2016-07-07 13:45 来源:团结杂志 作者:王杰 查看:

在对同时代的人物研究中,对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同志、战友、同道的阐发比较多,而相对于此中心的“两翼”,即孙中山的“反面”与“外面”的研究仍显薄弱。

  既往的孙中山研究,学人对孙氏的生平、思想与事功,孙氏与同时代革命党人的关系等领域,已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相对而言,在对同时代的人物研究中,对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同志、战友、同道的阐发比较多,而相对于此中心的“两翼”,即孙中山的“反面”(对立面)与“外面”(海外)的研究仍显薄弱。这可以视为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新面向。

  关于孙中山的“对立面”

  孙中山的“对立面”,包括如清朝政府,以及与清廷相关的人物。

  近年来,对清末朝廷的“新政”改革,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平心而论,清政府对改革的“动机”是积极的、用心的,改革的出台尽管有被动的成因或不尽民意的样态,但绝不是用“以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一句话可以定论的。作为一个政府及其朝廷大员,谁不希望把自己的国家搞好?由是,新政的各项举措,未尝不是传统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努力,旨在“健体强身”,以与西来的强势文明“对话”。只是因其成本过高——改革赖以财力撑持,钱银需要向老百姓征取,增加了税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反与维系帝国二百年道运的“永不加赋”政策相悖,被指为“民变”祸端;另一面改革新张,预备立宪,权力下放,立宪阵营刚刚分得一点儿权羹,朝廷“皇族内阁”成立以后,意味着皇室又要把它收回去,立宪派有怨气,不愿意了,认为这是清政府借革新以固皇权的“阴谋”,于是,“后院”起火了。接着,清政府又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旋将筑路权出卖给列强,“路权”割断了商人的利益链,导致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商民的大规模抗议,激发了政府与在野派的矛盾,加剧了“改革”的危机。新政与危机伴生,纠结与挑战交织,“改革”亦须“有偿”服务!后来者是否当以温情和敬意去理解当事者不得不如是之苦心?这一领域的研究似有广阔的空间。

  清廷改革初期,因国内各阶层人士对“改革”抱有希望,孙中山很难鼓动反清情绪,因此只能依靠会党发动起义,盖因其他各阶层人士甚至视“革命”为“洪水猛兽”,掩耳而走。及至“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出台以后,立宪派、工商界怨愤狂涌,对政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于是,原本以“路人”姿态面世的各派与革命党渐次互动,有了亲近感,辛亥革命因之在无形之中形成了“合力”、“合流”。合力的过程,无疑可以喻为相互妥协或相互包容的过程。所以,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新旧势力的大决战,死难的人数比较少,这也是耐人寻味的课题。

  与之相关的“反满”问题也值得再研探。事实上,辛亥革命前的满汉关系并没有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境地。辛亥革命前期,因为朝廷在酝酿和试行改革,国人静待着“希望”,革命党人缺乏对朝廷“革命”的理论凭藉,便蓄意把“反满”这种情绪化的“火”烧起来,以图在“种族”问题上激起汉人的“共识”——这是否可以认为是革命党人的一种谋略?似乎也值得深究。

  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反满”在一定时空上“抢占”了民主革命的宣传阵地,民主共和观念在神州大地的传播是有限的;尔后,从共和肇造到袁世凯称帝期间,共和观念的植入是短暂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共和观念在国民心灵中的浸润是肤浅的。但是,辛亥革命后,举凡复辟君主专制的逆流都归于失败,而军阀之割据却如走马灯,在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反满”失去了土壤,而专制只是改变了“脸谱”,名亡实存!这究竟是“反满”之“过”,抑是“民主”之“殇”?

  毋庸讳言,近代中国的两大任务乃是独立与富强,用孙中山的话来概括,是振兴中华,这是所有富血性的中国人共同的奋斗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方策,都不失为探索救国道路之一途,在时局迷离的情况下,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各家各派之间,既是竞争者,又是互补者,甚至是殊途同归者。要之,学人当设身处地地审视诡谲多变的时局,幸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关于立宪派:武昌起义以后,各省谘议局为脱离朝廷的“独立”、“光复”运动不遗余力,更为大总统“非袁莫属”推波助澜。立宪派与革命派形成合流,对加速清廷的覆亡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袁世凯“呼之欲出”际遇于时人的民意之中,这种历史的“选择”具有不可置疑的合理性。但是,从反思的角度去审视,立宪派“拥袁”的努力,是否给民初的民主共和政治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似仍可以加予思量。

  以广东为个案:晚清国家权力在广东地方社会的式微,为会党的兴盛提供了温床。从“会匪一家”到会、匪、民(军)、(新)军,乃至华侨、革命党人的相互隐显,几至“一身几任”的角色的变奏,为革命党人在粤省的武装动员和反清举义提供了空间。清末广东会党多重身份的交叠,提示了后来者警醒:历史事件复杂与吊诡,史学研究当知人论世。

  关于孙中山与“海外”

  对近代民主革命客观存在的“海外因素”问题,笔者近年一直在思考为之建构一种“说法”——孙中山等主要革命领袖长期流亡海外,辛亥革命前几近清一色的“输入式”(含思想、策划、财力、人力、外力等因素)的反清举义,在海外是否有存在一个“影子式”的民主革命策源地?这个“海外策源地”有无中心地区,抑是漂移不定,其依托的力量是否仅为大多兼有会党身份的广大华侨群体?国外友人对孙中山的支持应如何“定性”?凡此发问,委实值得深入探究。弄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对华侨与辛亥革命关系作深层的剖析。

  与之相关者,民主革命早期在南方边陲的起义,主要依靠会党为主力,屡起屡败,又屡败屡起,既往的研究多认为是单纯的军事冒险主义,不依靠广大群众,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局限性的表现,能否如是一统概之?

  对个别华侨首领的研究,似应少作“定性”与“定论”的分析,以免以偏概全。以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的领导人许雪秋为例,他似是一位难以定性的人物,他捐过官(道员),是红顶商人,还是有身家的华侨,不仅是会党,又是革命党(光复会员、同盟会员),多位一体。或许正是自恃如是身价,他不断向孙中山要钱,而且是拿多少钱办多少事,动辄与胡汉民“顶撞”。及至武昌事起,他一跃成为粤东民军的领袖,参与光复潮汕。对于许氏,恐怕光用阶级基础、阶级分析的方法难以了断其“身份”,亦难揭示其内蕴,须渗入多元化、多维度的剖析,从而凸显其个人的多重性,进而阐释近代社会的多歧性——许氏捐官、与朝廷套近乎,示以不反清,乃是为了彰显其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他秘密加入会党、革命党,则是便于在变幻莫测的世局中八面玲珑,应付自如。民元年间,许氏被原清军将领吴祥达处死,此中因由,除了与广东革命政府的内部矛盾之外,恐怕还免不了有个人的恩怨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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