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生平大事记》考误(2)

　　七、关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由湘出走的时间。《大事记》说：“（谭人凤于1913年）10月，第二次逃亡日本。”^{[1]（P414）}据查，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说：“至十月五日，邹价人星夜赶归，坐促予避，遂不得已再亡命。”《大事记》的上述说法当以此为根据。但这句话只是交待邹价人来报信和谭人凤准备出走，并非谭人凤出走的具体时间。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还说：“汤芗铭指派之兵，果于我去后一二日，即抵家中矣” ^{[1]（P399）}。“予之出走时，谭延闿已离省” ^{[1]（P403）}。这两句话才点明了其出走的大体时间。据查，10月24日，袁世凯下令：“湖南都督谭延闿、湖南查办使郭人漳均来京另候任用。汤芗铭署湖南都督兼查办使，并兼理湖南民政长。”虽然袁世凯8月10日就下令对谭人凤、程潜等革命党人“严拿惩办”，但谭延闿离湘前并未执行，还经常与程潜、杨德邻等人见面，“談燕甚欢”。9月13日，得知袁世凯所派查办使郭人漳不日抵省，程潜才决定出走，临走时还打电话与谭延闿道别，“虽无惨语而声已嘶，信离別之难矣”。28日，谭延闿与汤芗铭交接，29日，谭延闿启程离湘赴京。 ^[14] 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后，才按袁世凯要求开始陆续捉拿革命党人。这就说明，谭人凤从新化老家出走的时间当在11月初。

　　八、关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赴南洋筹款的时间。《大事记》说：谭人凤“（1915年）1月，奉黄兴之命，与周震鳞赴南洋筹款进行反袁”。又说：“（1916年）1月6日，陈炯明、柏文蔚、林虎、李烈钧、熊克武等在新加坡组织‘水利促进社’，谋在西南诸省举事。谭人凤在新加坡时曾参与该社的发起组织工作。”^{[1]（P415）}但经笔者查证，以上两段记述均有误。“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陆续避往日本。但在总结“二次革命”教训和谋划今后方略时，孙中山与黄兴产生重大分歧。虽经经谭人凤等人劝说，但孙黄之间矛盾仍无法化解。1914年6月30日，黄兴离日赴美。据周震鳞说：“克强赴美活动外交(是时美人袒袁)，且知松坡尚有实力在滇，将欲密促发动，非待军饷不能出兵。于是以余与石屏、协和、锦帆(熊克武)、韵松(方声涛)、隐青(林虎)往南洋筹募。时岑春煊以斥袁反叛，亦亡命槟榔屿。余与同人齐往游说，托其劝告老桂系领袖陆荣廷，一致讨伐。未及半年，款有成数。余先回日本，报告留日总机关。而松坡软禁，不易出京，同人莫不忧惧。此民国三年秋日事也。”^{[15]（P258）}这说明，谭、周等人去南洋筹款是在黄兴离日之后不久。再说，水利促成社并非1916年1月成立，而是于1914年冬由李烈钧联合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宋渊源，周震鳞，熊克武、龚振鹏、耿毅、林虎等人成立。对外以“发展国内水利建设”为旗号，实则“筹备大款，然后举事”为目的。^{[16]（P608）}谭人凤虽然长期在南洋筹款，但也时常返回日本。1915年8月，他从南洋返日后曾告诉友人：“岑春煊、柏文蔚两人现在新加坡，林虎则在槟榔。近四月间，余与彼等往返会商中国之前途皆以按诸现在之情态，革命固为必要之处置，如果袁氏帝制自为，无论我党、全中国人民均必起而反对。”^[17]可见，谭人凤在1914年秋就与周震鳞赴南洋筹款，稍后为方便筹款工作顺利开展，又与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人成立“水利促成社”，继续筹款。此间，为了联络党人，谭人凤也常往返日本与南洋之间。

　　九、关于护国运动期间谭人凤由日抵沪的时间。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人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兴兵讨袁，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大幕。此时正在日本的谭人凤闻讯后，“兴高采烈”，即赴东京与孙中山磋议革命党人今后进行之方法，计划既定，谭人凤即赴长崎，为回国参加护国战争作准备。他曾信心充满地对日本《每日邮报》记者说：“岑春煊向在香港，今已入滇，肆力于党人之事业，其他重要党人亦已从各方面入滇、桂两省，中国命运不日即可决定。”^[18]国内的护国战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促使谭人凤迫不及待地要返国与战友们共同战斗。稍事准备之后，谭人凤束装就道，返抵上海，投身期待已久的反袁护国战争。

　　谭人凤何时由日本抵达上海的，谭人凤并未明说，《大事记》说：谭人凤“6月，由日本抵上海”^{[1]（P415）}。但从谭人凤在此前后的文电的时间和内容分析，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可以确定，谭人凤返抵上海的时间应在1916年4月20日左右。理由如下：

　　1、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5月30日，谭人凤在致黄兴电中有 “近者中山来沪宣言”一句。^{[1]（P119）}一个“来”字即已说明，1916年5月30日以前谭人凤已在上海。2、当时在上海的谭延闿在其1916年5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午饭后，济武、伯英来，谭石屏忽偕一人入。”^[19]这进一步说明，谭人凤在1916年5月11日以前就已在上海。3、4月初，日本《大阪新闻》有消息说：“中国革命党领袖谭人凤十日由东京抵长崎，曾语人云：余之赴东京，系以欲与孙逸仙、岺春煊等会晤之故，至下星期当赴某方面发表关于革党对时局态度的宣言。”^[20]这也说明4月初谭人凤与孙中山会晤时可能商量过返国计划。孙中山4月27日偕廖仲恺等由日本返国，5月1日抵达上海。因此，谭人凤返国时间也应当在此之前。4、1916年谭人凤曾有致蔡锷书，但书中并未署明时间，石芳勤在《谭人凤集》中将其时间订在1916年，并说应在6月6日袁世凯死前。^{[1]（P117）}据查，此书曾见之于4月26日之上海《民国日报》。在此书中，谭人凤批评蔡锷有推荐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为大总统之议。又查，蔡锷在3月底致陈宧书中确实提过此事，蔡锷致陈宧书也曾在4月10日的湖南《大公报》披露。倘若此时谭人凤尚在日本，从获取信息到撰写致蔡锷书，再到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半月之内是难以办到的。可能的解释是，谭人凤撰写致蔡锷书时已在上海。这也可进一步推导，4月26日以前谭人凤已在上海。5、1916年4月中旬，北京有报纸报道说：据确实消息，谭人凤于4月15日乘日轮博爱丸由神户出发赴上海。同行者除数日人外，尚有党徒多人。^[21]

　　综合以上考证，我们不难发现，谭人凤应于1916年4月中旬由日本出发返国，4月20日左右即抵上海。

　　十、关于谭人凤1916年下半年由山东返回上海的时间。谭人凤于1916年6月24日应居正之邀赴山东协调民军内部矛盾，调处工作结束后由山东返回上海。对于谭人凤返沪时间，《大事记》说：“（谭人凤）8月初由山东返回上海，临行前发表《留别鲁父老书》。”^{[1]（P416）}石芳勤在为谭人凤《登劳山有感》所作之注中将谭人凤返抵上海的日期说得更明白：谭人凤于“8月4日返回上海”^{[1]（P132）}。但据当时在上海的谭延闿说，8月2日谭人凤就曾造访过他。因为谭延闿1916年8月2日在其《日记》明确记载：“谭石屏来言山东事，暢论久之乃去。”^[22]因此，不难推知，谭人凤应于7月下旬离开山东返上海，7月底抵达上海。

　　十一、关于谭人凤1916年下半年北京之行的具体时间。这次，谭人凤是何时离沪的？《大事记》说：谭人凤“8月13日，在陈其美暨癸丑以后诸烈士追悼大会上发表演说。旋由沪至京。” ^{[1]（P416）}但笔者发现，9月份，谭人凤仍在上海活动。9月14日的《申报》说，9月13日下午三时谭人凤出席上海各界在哈同花园为唐绍仪、詹大悲赴京任职举行的饯别会。^[23]9月26日的《申报》说，9月24日下午三时，谭人凤与钟骏德等人在斜桥湖南会馆开保护水口山矿产大会，并发表演讲，痛陈北京政府违法签约，丧权辱国。^[24]那么，谭人凤究竟是什么时候到京的呢？据查，1916年11月20日的北京《顺天时报》对此曾有报道说：“昨日，谭君石屏由沪来京，外有种种推测，莫明真因。兹据确息，谭君此来系因黄蔡二公追悼会开会在即，以熊秉三诸人之邀，特来赴会。”^[25]因此，谭人凤此行是应熊希龄等人邀请于11月19日抵京，为北京召开黄兴、蔡锷的追悼会作准备的。当日下午二时，谭人凤就参加旅京湘人在湖南会馆举行的追悼蔡锷大会，并发表演说。11月24日，谭人凤谒见黎元洪。下午4时半，黎元洪在居仁堂宴请谭人凤。^[26] 12月1日，谭人凤参加北京各界追悼黄兴、蔡锷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