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生平大事记》考误

　　在石芳勤所编之《谭人凤集》中，收有《谭人凤生平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简要记述了谭人凤一生的主要经历，但其中有不少内容与史实有出入，给谭人凤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有鉴于此，笔者从中列出14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按时间顺序，分别根据有关史料，对之逐一予以考证和订正,以与作者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谭人凤最后一次参加科考的时间。《大事记》说：谭人凤1890年“参加科举考试，未考完退出考场。从此在村内义学当塾师”^{[1]（P406）}。在清代，要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必先通过童试，以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依次进行，即通过县试者方可应府试，通过府试者方可应院试。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是士子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而参加的最后一次考试，中试者即被录取为生员（秀才）。院试三年内举行两次：丑、未、辰、戌年为岁试，寅、申、巳、亥年为科试。岁试也称岁考，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于在学生员的考试，以评定等第；一是对于准备入学的童生的考试，考取者称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科考则是针对已在校生员取得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1883年，谭人凤曾参加院试未中，那么，此后他所参加的考试也应为院试。据查，1890年为庚寅年，如前所述，此年是针对在学生员考试的科试之年而非针对准备入学童生的岁试之年。另查1889年为己丑年，正值岁试举行之年。此前一次的院试（岁试）是1886年（光绪十二年 丙戌）举行的，沅州府因知府管理不善，曾导致轰动一时的芷江县童生聚众闹考事件。这样就符合三年一岁试的制度。所以，谭人凤最后一次参加院试（岁试）的时间应为1889年。

　　二、关于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到汉的时间。《大事记》说：谭人凤1911年“5月底，抵武汉”^{[1]（P410）}。此说法应是根据谭人凤关于“五月初(阳历为5月底至6月初)过汉口，适遇焦达峰、杨晋康、谢介僧、刘承烈、刘文锦、邹永成、李安甫、曾伯兴及小儿二式等，愤广州之欧，在汉与孙武等会商”^{[1]（P356）}的回忆而来。但据笔者查考，当事人之一的曾杰，即曾伯兴对此事有具体记载：“（曾杰）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抵汉口。翌日，谭石屏先生(谭人凤)亦到，述广州事。”^{[2]（P57-58）}这说明，谭人凤到武汉的时间为6月17日。另有史料对此事也有记载：“及三月二十九之役失败，黄克强报告书至，各同志更主急进。谭氏(谭人凤)故主张长江流域革命者，五月下旬复自港，沪来汉，时湘中在汉同志有焦达峰、杨晋康、邹永成、谢介僧、谭二式、阎鸿飞，刘承烈、张斗枢等。诸同志皆于经营武汉革命异常出力者，遂决议以武汉为发难地。”^[3]上述两份史料均证实谭人凤是五月下旬（阳历6月中旬）到汉。而《湖南省志》中《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说得更明白：“6月中旬，曾杰(字伯兴)、谭人凤等相率抵汉，旋为联络长江下游各省，又沿江而下。6月底，谭人凤、曾杰等抵达上海，与在沪之宋教仁、陈其美等往返磋商，由谭人凤起草宣言，宋教仁起草会章。于是，酝酿已久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终得正式成立。”^{[4]（P314）}因此，这一次谭人凤应于6月中旬抵汉，是月底由汉赴沪。

　　三、关于武昌首义前谭人凤的有关活动。《大事记》说：“（1911年）9月25日，居正、杨玉如抵沪，请黄兴、谭人凤、宋教仁赴武汉领导起义。”又说：“10月 8日，（谭人凤）由沪赴武汉领导起义。”^{[1]（P410）}经查有关史料，上述说法均有误。《大事记》说居正、杨玉如抵沪9月25日，应是根据谭人凤关于 “八月四日(九月二十五日)，杨玉如、居正二人到，得悉大概情形。杨仓猝返，居留购手枪”^{[1]（P356）}的回忆而来。而冯天瑜在《辛亥首义史》中则说：杨玉如、居正是根据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协商会议的决定去上海，出发时间是9月16日，抵沪时间为9月19日。^{[5]（P219）}关于这个问题，当事人之一的居正也有详细记载，他说：他们抵沪向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汇报武汉情况后，“杨玉如乃先归，余留沪，越二三日，而武昌南湖炮营之事变作矣”^[6]（P38）。据查，驻南湖的新军炮队拖炮暴动发生于9月24日，此事打乱了湖北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这也说明，居、杨二人是在9月20日前抵沪的。再说，当时由武汉乘轮船到上海正常情况下3天时间即可，不可能要走10天。因此，谭人凤的记忆有误，《辛亥首义史》中关于居、杨二人于9月19日抵沪的说法比较可靠。

　　9月19日以后，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连日在陈其美住所召集上海机关部会议，决定南京、上海同时发动，并由吕天民携函前赴香港，同黄兴联系。10月7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又在陈其美家会商长江中游的革命形势，决定谭人凤当晚乘火车赴宁，约南京革命党人举事。^{[7]（P1233）}当时参与研究的居正说：“八月十六日（10月7日），余犹在沪，就陈英士家会商，决定谭石屏于是晚乘火车赴宁，约南京同志举事。余则以十九（10月10日）晚，乘船返鄂，在南京聚齐。”^[6]（P51）谭人凤自己也曾说：“（八月）十七日(即阳历10月8日)会议后，即入南京，约各同志，以湖北情形嘱谋响应。”^{[1]（P357）}所以，10月8日谭人凤并不是由沪赴武汉领导起义，而是由沪赴南京联络响应武汉起义。10月10日，谭人凤才由南京与居正同船赴武汉。

　　四、关于谭人凤任旅沪同乡会会长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大事记》说：谭人凤于1912年“6月5日，任旅沪同乡会会长”^{[1]（P413）}。但据查考，谭人凤1912年4月10日曾出席旅沪湖南同乡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其中说到“辱推鄙人为会长。鄙人虽衰老无能，亦当竭其绵力，以从诸君子之后。”^[1]（P38）从中不难看出，此次会上，旅沪湖南同乡会已推举谭人凤任会长，而谭人凤本人也已允担任会长。《大事记》作者之所以认为谭人凤于6月5日任旅沪同乡会会长，可能是根据6月6日上海报纸上登载的谭人凤关于湖南会馆殴杀事件的谈话中有“日昨，湖南会馆（开会），承同乡公举为会长” ^[1]（P44）之语而来。但此为湖南会馆殴杀事件发生之次日，报纸记者记述的谭人凤在上海都督陈其美于南市市政厅主持召开的军法会议上的发言，然但记者记述的此语与实情并不相符。因为6月5日，旅沪湖南同乡会在湖南会馆开会并不是推举会长（谭人凤并未参会），而是根据5月15日旅沪湖南同乡会评议会议决的决定，将旅沪同乡寄厝在湖南会馆的灵柩迁走，以便在会馆办学，解决驻沪贫民子弟上学问题。对此，谭人凤后来也在《辞旅沪同乡会长》一文中也说得清楚明白：“爰于任事之日，宣告大众，以联络感情，提倡公益为宗旨。第一次开会公举干事各职员，并研究湖南治安问题。第二次开会，公举军学工商各界代表，请任调查同乡姓名、住址、执业，编简如册。又举评议员十二人，藉便开议会，决议机关粗具，乃亲往各富绅家劝捐。承蒙慷慨允输，书捐稍有指数，遂开评议会议决二事：一兴旅学以惠后进，一痊□榇以安羁魂。”^[1]（P47）由此可见，6月5日旅沪同乡会开评议会并不是选举会长，选举会长一事早在此前的第一次会议，即4月10日的会议就完成了。所以，谭人凤担任旅沪湖南同乡会会长的时间应为1912年4月10日。

　　五、关于谭人凤1912年下半年湖南之行的具体时间。《大事记》说：“（谭人凤1912年）9月10日，由鄂至湘，筹备粤汉铁路事宜。”^{[1]（P413）}但笔者发现，10月29日《申报》曾以“谭督办抵湘”为题报道过谭人凤抵湘情况：“粤汉铁路督办谭君人凤自鄂返湘，已于十月十九日下午乘轮抵省，当由都督所派兵队及铁路公司人员与其戚友均在码头排除欢迎。沿湖水师均悬旗鸣炮致敬。”^[8]10月19日正是阴历九月初十日，即前湖南都督焦达峰和副都督陈作新就义周年纪念日，也是谭延闿任湖南都督周年日。因此，这天长沙为焦、陈二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谭人凤抵湘后即出席了追悼会，与谭延闿及都督府要员在焦、陈遗像前三鞠躬。谭人凤选择此日返湘应与出席焦、陈追悼大会有关，事先应有计划。而况次日，即10月20日，湖南铁路公司和铁路学校又开会欢迎谭人凤。谭人凤也在演讲中谈到其10月初在京与四国银行团交涉拨付借款的情况。^[1]（P92）由上可证，谭人凤1912年下半年湖南之行抵达长沙的具体时间并非9月10日，而是10月19日。

　　六、关于谭人凤1913年上半年北京之行的具体时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于上海车站，因伤重，于22日殒命。《大事记》说：谭人凤“3 月为宋案事由湘至京，谒见袁世凯，询问宋案详情” ^{[1]（P414）}。照这样说来，谭人凤进京就应在3月20日之后。而谭人凤自己的说法则不同。他说：宋案发生后，“予时在京闻耗，知事为中央主使也，往谒袁，探其口气。”^{[1]（P392）}《申报》3月20日有谭人凤入京后谒袁世凯的报道：“长江巡阅使谭人凤抵京后入谒袁大总统。”^[9]这充分说明，宋教仁遇刺时，谭人凤不是在上海，而是正在北京。谭人凤此次到京应是3月中旬。谭人凤虽于1912年11月27日经袁世凯任命为长江巡阅使，但长江巡阅使的权限、经费均未落实。海军总长刘冠雄不同意长江流域巡防机构经费在海军经费中开支，认为应由鄂湘赣皖苏五省分摊合筹。湖北都督黎元洪又明确表态不承认此项经费。^[10] 3月20日的《申报》又说：“长江巡阅使谭人凤为将组织权限拟就概略，缮呈大总统交由国务会议。日前经国务院委员会详细讨论，以其诸多不合，当即否决。”^[11]所以，谭人凤此次入京目的应为巡阅使职权和经费之事。那么，谭人凤此次又是哪天离京返沪的呢？《大事记》说：“3月31日，谭人凤由京抵沪。”^{[1]（P414）}但据查，此次谭人凤返沪是与去上海吊唁宋教仁的刘揆一同行。3月30日的《申报》刊登“北京电”说：“刘揆一今午赴沪专唁宋（教仁）。”^[12]4月3日的《申报》又据南京来电说：“刘揆一、谭人凤昨由津浦车到宁，当即赴沪。”^[13]民国初年，乘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先要走京津线到天津，再转津浦线，由天津到南京对岸的浦口，再从浦口坐轮渡过长江到南京，从南京下关重新上火车，经宁沪铁路到上海。当时由京至沪整个旅程最快也要走三天。所以，《申报》对于谭人凤的行踪的报道是符合当时情况的。这样，谭人凤应于4月3日由京抵沪。由此可知，谭人凤此次北京之行于3月10日左右离沪，3月中旬抵京；又于3月30日离京，4月3日抵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