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看他的教育理念-救国与救民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实行了国民党改组，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这是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随后国共两党合力共建黄埔军校，创立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另一重大事件。在80年后的今天，再回头去探视这两件大事，我们也许会有另一番感受，但时代和历史给我们铸就的丰碑，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瞻仰或审视，它都仍然是风彩依旧，精神永存。

　　纪念黄埔建校，总结孙中山在建军过程中的思想，正确评述他的政治教育理念所带来的历史启迪，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创办黄埔军校是时势和政局的需要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仙逝后，周恩来写过一篇《孙文主义》文章，发表在《党刊》总理纪念号上。他指出：“革命的领袖，贵在能洞微知几，尤贵在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他说：“总理的四十年革命历史，是洋货压倒了土货，帝国主义统治了中国产生出来的。但同时没有天才的总理，也就没有这四十年革命的历史。”周恩来强调，没有时代的影响，亦无从产生天才的领袖，因此，孙文主义是时代的结晶，历史的产物。[1]周总理说得很对，我们今天去评论孙中山的思想和功绩，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条件，只有从时代潮流和历史的实际环境中去研究和评论他的事功，才能给人一个明晰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也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其作为时代伟人的真实涵义。

　　那么，孙中山成就伟业的20世纪开始的第1个10年代和第2个10年代是个什么年代？1920年1月1日，廖仲恺发表一篇《中国和世界》文章，他指出：“今天是中华民国的形式成立后第八年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世界大同的元旦，我们中华民国这一天真可叫做普天同庆了。”可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却要在精神上、物质上等外国来救助，让外国来讲什么领土保存；做世界大同之枢纽的中国，却要在国内弄到南北分裂，对自己来说什么息争御侮”。[2]1920年10月1日，陈独秀也发表《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说法跟廖仲恺不一，但他也认为：“我们中华民国双十节是建设共和国底国庆纪念日”，“只可惜这历史上空前的盛举是一时偶发的，太没有持续性，（这种现象是中国民族可恐怖的最大弱点）以至于多数人得不着幸福，固属当然；（上面曾说过共和政治不能造成多数幸福）即次少数人也没有象欧、美中产阶级都得着了幸福，自由权利与幸福还是为最少数人所独占，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恢复了固有的势力，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据，这两件事就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底明证。”陈独秀进而指出：“中国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现在虽说共和失败了封建制度恢复了势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趋，这封建主义得势，也不过是一时现象，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3]廖仲恺从民国建设无成造成国际强权干预中国政治，造成南北分裂，民族遭难论述20世纪头10年中国的国情，而陈独秀则从中国共和政治流产说明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不能将廖与陈的不同认识视为国共两党对当时中国国情的认识。然而，对共和政治的流产给中国带来的政治困扰则造成政界和思想界学术界的极大分歧，未来的中国是沿着原来的共和政治的思路进行重构，还是用社会主义来代替共和政治，这是上个世纪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政局的基本走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和主义、联省自治各种解决时局主张的争抝，以及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省自运动派等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又扰乱了人们的神经，而各党各派政见不一，各自独立救国的倾向又延缓了拯救危局的进程。中国的出路何在？1922年11月李大钊在《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文中称赞在俄国十月革命火光里诞生的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是全世界劳农群众自己的祖国、先驱、大本营。他提议“象中国这样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议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他还提议中国应重视对俄外交，承认俄国劳农政府。[4]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下，上个世纪20年代之初国共两党出于救国的诚意，有意合作，并产生了初步的共识“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5]

　　由此可见，没有国共两党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共同认识和国共两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妥胁和求同存异就不会有国共合作，没有国共两党合力革命的愿望，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的创办。

　　在列强宰制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想要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6]而“贵乎有党者，盖在集合国民力能活动之分子，结为团体，在一主义之下，为一致之奋斗。故其要义，一在有主义，二在有团结，三在有训练。”[7]没有统一的党的领导，没有党领导下的忠于国家和民族的军队，民族要独立，国家要统一都是没有希望的幻想。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解决时局的手段是革命，而革命的关键是人才和枪杆子，所以培养懂得军事，善于指挥国民干革命的人才便成为迫不急待的事情，黄埔军校就是在这种时势和环境下诞生的。

　　蒋中正在1924年1月17日从广州赴肇庆参观西江讲武堂时对学生演说，他说：“我此次由省城到肇庆，一路看见交通阻滞、民生凋残、一片凄凉的景况，触目惊心，想起来是十分难过。凡此种种，皆是我们革命军应任其咎的，与我们革命的本愿实在是大相刺谬。”他指出：“诸君来讲武堂肄业是为什么？……我认为诸位同志将来毕业以后，有两种责任，一种是改良军队的责任，一种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我们革命数十年，到现在仍未达到最后的目的。自民国以来，在北京政府做为总统的人，如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没有一个不是为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作傀儡，来压迫我中国自己的民族。假使外国列强不借款给他们，不卖枪械给他们，他们的伪总统无论如何做不成，种种卖国事业他们绝对不敢去做。照这样看起来，捣乱中国，使中国内争延长，至今不能组织一良好政府的人，不是中国北洋的军阀，实在是外国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他们站在北洋军阀的背后，操纵一切，嗾使他们扰乱，使中国陷于长期的混乱，竟致我们中国现在不能做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所以本党革命，首先要破坏在北洋军阀背后发纵指示以捣乱我国家的列强势力，然后中国民族乃有独立的希望。”[8]这话讲得不错。他讲到了问题的要害，即中国必须重新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可是离这次讲话只3天（2月21日）蒋中正便向孙中山具禀，并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辞筹办军校职。自1月24日，大元帅孙中山派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派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7人为筹备委员。1月28日，孙中山指定黄埔旧有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为陆军军官学校校舍。2月6日设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于广州南堤，从8日始开校务筹备会议，10日制订各省区招生计划。从上任到辞呈还不到1个月，蒋中正就甩担子不干了，并不顾孙中山的劝挽，便擅自离开广州回浙江奉化老家省亲去了，在这之前他信誓旦旦讲了一通国政党应该要救国的大话，真要他担起培养革命人才的担子进行救国，他又甩担子不干了，这是为什么？除了蒋氏患得患失之外，其中当然也有其思想和实际上的困难原因。2月29日，孙中山给蒋中正发了艳电，告诉他：“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于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9]3月2日，蒋中正便给孙中山一封长信，缕陈其不受重视的委曲心情，其实他离职而去是对其没有更重要的军政大权的抗议，是向孙中山要权要官。他在信中说：“去岁中正离国远游，本作五年十年之计，初未尝有匆匆往返之意也。及闻石龙失守，先生不知下落之报……是以激于义愤，决心回国，只期朝夕随从左右，图报万一，而不复问个人之处境如何困难矣。不料到粤月余，终日不安，如坐针毡……抑中正之荩诚，今与昔异，而才力反不如前，以致失信于党，见疑于上也。中正自知鄙陋……对先生惟思竭其忠悃，以为图报之地，而乃事与愿违，竟有不得通其意达其志者……。”[10]接着他又表示：“中正不回粤，尚不能置身党外，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此虽中正避嫌远引，不敢干预一切，或蒙先生曲谅，不令兼任他务，以全其孤陋之志，然而恐势不可能！”[11]蒋中正虽口口声声说：“我在民国12、13年之间，什么事都不愿做，而只要创办军官学校，教育全国青年军人，为我唯一的志愿”，还说什么他“不为私而为公，不为权利之争，而为道义之行”，其实他是心怀鬼胎，以自己的言行来视探孙中山对其信任的态度。在孙中山的规劝下，1924年4月14日蒋中正虽离沪赴粤，21日他回到广州，便去谒见孙中山，26日即莅黄埔，入军校视事，但他则是心怀他意。黄埔军校虽得以完成筹建任务，定1924年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但由于蒋中正反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所以这个以国共合作共同创办的军事学校，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危机。蒋中正与汪精卫、蒋中正与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蒋中正与俄国军事顾问之间的磨擦和矛盾时有发生。但诚如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1925年7月1日第3期开学典礼中所说：黄埔军校的成立有重大的意义，“各地的青年学生来到国民革命的中心地黄埔”，“就是要记得我们不仅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并且还是一个革命的先锋”。“我们无论求什么学问，如果只求一点观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我们总要在实际上去做。我们这一年多的历史光辉，从诸位的思想行动上，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到了那时，才能以机关枪大炮报（广州）沙基惨案的仇。因为中国人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有许多不知道近代的潮流，这完全希望各位作无线电机，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使全国的民众革命化。”[12]所以，尽管蒋中正与其他真正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和联俄容共政策的人的想法相左，但黄埔军校得以开办还是应该肯定的。因为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摇篮——黄埔军校，它不仅寄托了民族复兴、革命成功的希望，也是当时时势和政局的要求，所以黄埔军校的创立标志着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中国革命力量的聚合和统一中国的必需。它在中国近现代中国革命史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