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责任内阁理想与章太炎的唐宋之制

　　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在上海《民国报》旬刊第二号刊登《宣言》九则，内容涉及到辛亥革命期间新一轮政权建设的方方面面。其中的第四则是关于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人选。在倡议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军事首领人选的同时，章太炎专门点评了同盟会方面的孙中山与宋教仁：“如仆所观，孙君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

　　其中的第九则是关于政府内阁的重要人选：“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特论也。海陆军主干者，军人中当有所推，非儒人所能定。若求法部，惟有仍任沈家本，为能斟酌适宜耳。”

　　12月3日凌晨三时，苏浙联军攻占南京。12月7日，程德全正式出任江苏都督，宋教仁出任相当于江苏省长的政务厅长，外务司长和财政司长分别由立宪派的马良、熊希龄担任。12月25日早晨，孙中山等人乘坐英国籍邮轮丹佛号驶抵吴淞口。12月29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南京召开全体会议，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30日，已经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宋教仁离开上海返回南京的情况下主持通过《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其中再次重申了他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者”。

　　在孙中山看来，直接妨碍他“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的敌对势力，并不是大清王朝的满族“鞑虏”及其“元凶”，而是革命党内部“冒托虚声，混迹枢要”的“贪夫败类”、“汉奸满奴”、“偏怯者流”；也就是率先提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光复会会长章太炎，连同与光复会方面的章太炎、陶成章、李燮和以及立宪派方面的张謇、程德全、汤寿潜、赵凤昌、熊希龄、汤化龙、林长民、虞洽卿等人实现跨党派合作的同盟会内部的湖南人宋教仁、谭人凤、黄兴、刘揆一等人。

　　1928年，章太炎在《自定年谱》1911年项下介绍说，当年的《宣言》九则是他受宋教仁嘱托而公开发表的：“时南方独有江宁未下，规模粗定，诸军皆推武昌为中央，遁初自许当为执政，属余作人物品目。余念同志中唯遁初略读政书，粗有方略，……时辈既无过遁初者，因为宣布。”

　　无论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对于同盟会方面的宋教仁是主动推举还是被动配合，他与宋教仁之间所形成的这种跨党派合作，都是把公共权力化公为私、私相授受的一种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私天下的不正当行为。到了1933年10月10日，章太炎在标题为《民国光复》的演讲中，丝毫没有反省自己所犯下的严重罪错，反而全盘否定了宋教仁较为文明先进的路径选择：“当革命未成时，群目宋教仁为将来之政治家，然宋氏仅知日本之政治，处处以日本之政为准，如内阁副署命令，两院决可否，矜为奇异。不知此二制度，中国已行于唐、宋。……而国会议员至数百人之多，当时所选者半非人望，议员以可否权之奇货自居，于是势凌总统，敲诈贿赂，无所不至，国会名誉扫地无余矣。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由今观之，其政治知识实未备也。”

　　章太炎所谓的“宋氏仅知日本之政治，处处以日本之政为准，如内阁副署命令，两院决可否，矜为奇异”，显然是对于已经去世的宋教仁栽赃诬陷式的抹黑否定。关于这一点，宋教仁遇难之后才于1913年4月2日至7日在上海《民立报》连载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曾经有过经典阐述：其一、“责任内阁制之精义，世之阐明者已多，无俟殚述，盖总统不负责任，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任是也。”其二、“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其事行之，多所窒碍，固急宜修正者。”

　　在已经初步实现代议制的西方民主国家中，最早实施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法国，政治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在1870年至1914年的45年之间，法国更换了52届内阁，平均每届内阁的执政时间仅有10个月，最短的不足两个月。对于满怀信心要实现其“三十年太平宰辅”好命相的宋教仁来说，法国以及日本式的由议会打拳所谓民主的旗帜擅权专制的短命内阁，显然不是他的理想选择。英国式的架空虚置最高权力的君主立宪、虚君共和、议会选举并且依法限制议会同意权的完全政党内阁，才是他一往情深的理想模式。

　　为宋教仁所不明白的是：英国人之所以能够相对完美地实现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是由于他们在历次革命中成功保留了架空虚置的世袭君主，并且在世袭君主既架空虚置又不容侵犯的最高权威之下，建立完善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且高度稳定的制度框架。当年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汉族主义相号召的同盟会，偏偏容不下最适合充当虚位君主的只有6岁的溥仪皇帝。先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和袁世凯，显然不是甘心情愿充当虚权总统的合适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仅仅凭借着多数党领袖的身份，就想通过议会选举组织现代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并且出任掌握实权的内阁总理，分明是不切实际的痴人说梦、痴心妄想。

　　尽管如此，宋教仁所理想的现代议会政党责任内阁，与章太炎牵强附会的中国前现代社会君权神授、等级森严的所谓“内阁副署命令，两院决可否”的唐、宋之制，无论如何都不是处于同一个文明层级。章太炎仅仅凭借在中国社会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唐、宋之制，来全盘否定宋教仁的“政治知识实未备也”，只能是与近现代文明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价值混乱、本末颠倒。

　　像英国那样针对最高权力的有机构设置、有程序设计、有惩罚措施、有尺度边界、有时间限制、有惩罚结果的违约罚则，在章太炎所谓“不知此二制度，中国已行于唐、宋”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皇权专制社会里，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英国开始用政治契约的形式把王权约束在法律之下的时候，中国还是南宋的宁宗嘉定年间，当时的南宋首都是临安即杭州。1215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攻下了金朝即大金国的都城燕京即今天的北京，大金国的都城被迫迁往中原的汴京即开封。即使在大敌当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君臣，依然纠缠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争权夺利的党派斗争。在此之前的庆元元年即1195年，宋宁宗赵扩罢免参知政事赵汝愚，第二年又钦定专门扼杀正常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甚而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朱理学为伪学，禁止赵汝愚、朱熹等人担任官职，是为“庆元党禁”。在党派斗争中赢得胜利的韩侂胄一派人，打着替天行道、忠君护国的神圣名义不自量力穷兵黩武的结果，是甘心承认失败的宋宁宗，于开禧三年即1207年派人把韩侂胄的人头献给了大金国。嘉定元年即1208年，南宋王朝与金朝签订进一步丧屈辱国的“嘉定和议”。1217年，第二次宋金战争爆发，持续五年之久的这场战争换来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的宋、金双方先后亡给了蒙古人的元朝。

　　就章太炎来说，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所学习和研究的传统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国学，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完全没有能力分析研判近现代的工商经济和都市文明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制度建设。在相关历史事件中一错再错的章太炎，也从来不肯反思自己在相关历史事件中应该承担的个人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