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佚文的发掘整理及其价值研究(2)

        4.考证出新笔名。经笔者考证，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之一，而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的时评和诗有16篇之多。^[2]此外，蔡锷任云南都督期间，为树立新政府的权威，常以（云南）军政府、（云南）都督府等名义发出函电，经笔者考证，确定这类函电有86篇。以上两类共102篇，占这次新发现的佚文总数的25%。

        5.往来函电较多。在这次新发现的蔡锷佚文中，蔡锷与相关人物或单位的往来函电同时发现的情况较多。其中蔡锷与张文光的往来电文20余件，与内务部、筹备国会事务局的往来电文有30余件，与熊希龄往来电文也有30余件。这无疑为蔡锷与相关人物或事件的研究提供了一组比较完整的史料。

        三、蔡锷佚文发掘的意义和价值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研究要取得重大突破，关键在新史料的发掘。这次发掘整理的蔡锷佚文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应当说是蔡锷研究的重大成果，对于推进蔡锷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为蔡锷文集的完善提供了新的内容。这次发现的蔡锷佚文398篇，使蔡锷的遗著在原有的1250余篇的基础上增至1600余篇，增加30%；篇幅由原有的110万字增至140余万字，增加27 %。这些佚文的发现不仅在弥补了以前各种蔡锷文集的缺失，数量上使蔡锷文集更趋完善，而且有的还填补了现有蔡锷文集的空白，对于深化蔡锷研究有重要的价值。例如，新发现的蔡锷1906年秋致杨度的信，不仅是首次发现的蔡锷与杨度之间的通信，而且还填补了以前蔡锷文集中1906年无任何作品的空白。此外，新发现的蔡锷致魏景桐、石陶钧、莫里循、陈复初、梅蔚南等人的信（电），也填补了以前蔡锷文集这方面的空白。

        2.为研究蔡锷生前活动提供了新的史料。以前，由于史料缺失，人们对于蔡锷生前的活动只知其大概，对其中细节的了解不是太清楚，许多还是以讹传讹。例如，蔡锷担任云南新军三十七协协统的时间，蔡锷的故旧在回忆中大都认为是辛亥年的春季，具体时间都说不清。谢本书先生后来根据李经羲向清廷推荐蔡锷的奏折认为是在1911年7月。但这次新发现的蔡锷1911年3月15日致石陶钧的信中明确提到自己是在3月11日（阳历4月9日）担任此职。^[3]这就彻底澄清了蔡锷担任三十七协协统的时间问题。又如，以前学界对蔡锷1913年离滇的原因众说纷纭，但通过对新发现的1913年7-10月间蔡锷与熊希龄、梁启超等人的往来电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蔡锷离滇的真正原因是他根据熊希龄、梁启超和谭延闿的要求，欲赴湘接任谭延闿的都督职位，承担“二次革命”后湘事善后的重任。这就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重重迷雾。^[4]再如，对于蔡锷入京后所任的职务，近百年来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通过新发现的蔡锷佚文和相关史料，我们不难确定，蔡锷在京期间先后担任的职务是总统府军事顾问、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审定会会员和代理会长、参政院参政、将军府昭威将军、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这就为学界长期以来在这方面的争论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5]

        3.为蔡锷研究的深入开辟了新的视野。一是为深化蔡锷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蔡锷的军事思想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这次新发现的蔡锷早年致杨度和石陶钧信中，均涉及了蔡锷的许多军事观点，对于深入研究蔡锷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军纪教育为重点的军事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6]二是为蔡锷思想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近百年来，学界对蔡锷思想的研究主要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而这次发现的蔡锷以击椎生笔名发表于《云南》杂志上的一组时评，则为研究蔡锷的外交思想、国际法思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三是为拓展蔡锷与相关人物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以前由于资料等原因，这方面的研究局限于蔡锷与孙中山、黄兴、梁启超、朱德等人。这次新发现的蔡锷与熊希龄、张文光、谭延闿之间往来电文和蔡锷致杨度、石陶钧、莫里循等人信件，则为蔡锷与这些人物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有助于拓展蔡锷与相关人物比较研究的空间。

        4.为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史和护国运动史提供了一批新的资料。蔡锷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云南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省份。蔡锷于1911年3月至1913年10月居滇两年又半载，既是云南“重九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又是民国初年云南的军政首领。这次新发现蔡锷1911－1913年的佚文130余篇，内容涉及云南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对于深入研究云南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提供了新的史料。特别是蔡锷1912年－1913年与内务部、筹备国会事务局的一组往来电文30余篇，全面反映了云南组织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情况，为研究云南乃至全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7]蔡锷又是护国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为推翻袁世凯的洪宪帝国、再造民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次新发现蔡锷1916年的佚文68篇，无疑也为深入研究护国运动史提供了一批新的史料。例如，据李鸿祥回忆，蔡锷离津赴日后曾给唐在礼一信，要求他劝袁世凯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帝制活动。但由于蔡锷原信一直没有发现，李鸿祥的有关回忆似不足为凭。然而，这次笔者在当年的旧报纸上发现了此信，既证明了李鸿祥的有关回忆的真实性，也为研究蔡锷反对帝制复辟思想的确立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又如，1915年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等人发出了云南独立通电，但100年来原文湮没无闻，而“赝品”却大行其道。这次通过挖掘蔡锷佚文，发现了当时的原电，从而还原了这篇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的真实面目。^[8]

        5.为编辑其他历史人物文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历史人物研究历来就是历史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历史人物的文集是研究该人物最基本的史料，从中不但可以了解其思想演变过程，而且可以了解其政治观点以及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历史人物的文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受到重视，经过众多编者艰辛的搜集、整理和编纂，一批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文集相继问世，为研究这些历史人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搜集历史人物的著作的过程中，难免有遗漏的情况，因而又不断有佚文的发现，所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6年编完《孙中山全集》之后有《孙中山集外集》，《孙中山集外集》之后又有《孙中山集外集补编》。蔡锷的文集也是如此。从刘达武等人的《蔡松坡先生遗集》到毛注青等人的《蔡锷集》，再到曾业英的《蔡松坡集》、《蔡锷集》，都不断有被遗漏的蔡锷遗著的发现。这说明，历史人物遗著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有心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时，从这次新发现的蔡锷佚文来源看，来自清末民初报刊的有258篇，占65%；通过考证出新笔名的有102篇，约占25%；来自民初档案资料的50余篇，约占13%；来自相关人物文集的有22篇，约占5%。这充分说明，清末民初的报刊、考证新笔名、档案资料和相关人物文集是中国近代人物文集资料的重要来源。就这个意义而言，这次蔡锷佚文的发掘不仅为中国近代人物文集的搜集、编辑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且也为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案例。 

　　总之，这次对蔡锷佚文的发掘意义重大，为推进蔡锷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一批新的史料，但是从蔡锷与相关人物往来的函电和蔡锷故旧回忆中，我们仍发现，蔡锷还有一些遗著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尚待发掘。我们期待广大史学工作者继续努力，不断发掘出新的更多的蔡锷佚文，为深化蔡锷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附注:邓江祁所编之《蔡锷集外集》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

 参考文献：

[1]征求蔡松坡遗著[N].申报,1917-01-08.

[2]邓江祁.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8-24.

[3]邓江祁.蔡锷任职新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9-12.

[4]邓江祁.蔡锷离滇赴京原因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9-14.

[5]邓江祁.蔡锷京师任职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3-19.

[6]邓江祁.蔡锷丙午年致杨君书考论[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6):9-13.

[7]邓江祁.蔡锷与云南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 [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1).

[8]邓江祁.蔡锷云南独立通电的真实面目[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5).

 （本文原载《邵阳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此次发表时作了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