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度地认识和理解孙中山及其时代

　　无可否认的，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伟人。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中，孙中山占据着他人所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虽然孙中山终其一生也未曾真正完全掌握过中国的国家领导权，或可谓壮志未酬，但是，仅凭他不畏艰险、不断追求，致力于发动和领导革命，在中国这样长期以来曾经人人顶礼膜拜皇帝绝对权威的国度，一举结束千年帝制，创立共和国家，就足以令孙中山的功业彪炳千秋、传之万世。更何况，孙中山卓有见识，创立三民主义，百折不回，躬身革命实践，他在诸多方面的功绩，确确实实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也正是因为如此，孙中山成为多数国人尊崇的领袖人物，而无论其所处时代、地域、阵营和见解的差异如何，并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享有广泛的国际赞誉，至今犹然。

　　当然，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政治人物的行为做派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中，以不同的角度观察，会引起不同的看法乃至争议，孙中山亦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人心的流变，对于孙中山的看法和评价也会有变化。过往所强调的，可能不再成为言说的中心，如孙中山早期有点褊狭的民族主义观；过往所忽略的，其意义又可能被重新凸显，如孙中山的现代化观及其建设规划。不过，如果抛开种种表象，而去深入了解孙中山的思想与行动，深入观察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仍然会发现孙中山人生历程中那些一以贯之的积极方面，那些并未随着时代变迁和人心流变而消逝的孙中山思想、精神与行动中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一、理想主义精神情怀

　　孙中山是世所公认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论著和谈话中，随处可见理想主义的精神情怀。然而，除了废除帝制、实现共和这样的理想在孙中山生前得以实现之外（何况共和制在中国相当程度上也不过是徒有其表而已），孙中山的理想大多数终其一生也只停留在理想的阶段，甚而从未有过付诸实践的可能，例如他的宏伟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因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有人批评孙中山的理想主义，认为其过于“高远”，难于实现，甚而讽其为“孙大炮”。平心而论，孙中山的理想主义情怀，确实有些不切实际之处。例如辛亥革命和民国成立前后，孙中山的理想精神与袁世凯的现实功利相比较，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干练老辣、机变权谋、筹划布局与孙中山的包容宽厚、谦谦君子、应对失当，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推论理想主义的失败甚而鄙视理想主义的高远情怀。或者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光芒，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因之一。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无论是革命、进步、建设、发展，抑或是民众个体地位的提升、个人生活的改变，其实都离不开理想主义精神情怀的推动和指引。20世纪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同样离不开理想主义者的献身，孙中山不过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而已。没有孙中山的高远理想，哪里能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成功；而在孙中山风尘仆仆、奔走革命之际，我们相信推动他不顾个人安危而如此这般行动的内心世界中必有理想光芒的照耀。因此，就其理想情怀的表现而言，孙中山无可指责。再一个例证是孙中山与梁启超的比较。在袁世凯当政时期，梁启超一度拥袁反孙，而当袁世凯倒退称帝之时，梁启超毅然投身反袁护国战争，但是在护国战争获胜后，梁启超并未汲取早先的经验教训，又在后袁时期拥段（祺瑞）反孙，并一度与北洋军人集团结为政治盟友。梁启超如此做法，或有其政治考虑，也使他所领衔的研究系政派在北京政府中得到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但究其思想理念和行为做派，梁启超与北洋军人集团本非同路，两者之间的政治联盟必然是短命的，不仅大不利于共和民主制度建设，最终也不利于其自身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发展，或多或少表现出他的机会主义政治权谋。从他在学术上多方面的卓越贡献可知，梁启超是非常人可及的绝顶聪明人，同时也是横跨晚清、民国两个时代而又极具政治抱负的政治人物，惜乎在政治上，梁的眼光不无短视与功利之处，与孙中山始终如一的理想主义恰成对比。梁启超与孙中山本可作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而反清反军阀，贡献于中国的共和民主制度建设，但在事实上，梁却往往选择成为孙的政治对手而放过了他们共同的敌人。结果，当孙中山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时，梁启超在政治上只能是“稍逊风骚”。在当下功利现实主义或“精致利己主义”（北大教授钱理群语）泛滥之际，重温理想主义的精神境界，理解孙中山的理想主义情怀，更有积极的正面的现实意义。

　　二、国际化视野

　　近代中国的历史，固然是中国备受列强欺凌、饱受民族屈辱的历史，但也是中国走向世界、拥抱世界，先贤追求真理、学习先进，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当年的仁人志士，感同身受西方的压迫，奋力追求民族的独立，但又深刻反思中国的不足与短板，不耻于学习西方的长处。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奋斗，逐渐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孙中山可谓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在其个人成长与政治生涯中，孙中山曾长期驻留海外，耳濡目染海外的文明与进步，包括海外各方面值得中国借鉴与学习之处。孙中山认为，“民主主义为世界自觉国民信奉之正义”，毕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完善的共和民主制度，欲“纳举国之人于法轨，以自进于文明”。孙中山视民主法治为建国目标，认为“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源。……民国精神既在于斯，则拥护民国之志士仁人，更应以此为唯一之标帜。”[2]在民国法统遭到破坏、武人当政横行之际，孙中山坚持“护法”，坚持革命理想，虽屡屡受挫而决不动摇，与其国际化视野大有关系。孙中山从来都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追求中国真正的民族独立，所以，他创立的三民主义之首要即为民族主义。但是，孙中山也从来都不反对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之处，从来都保持着开阔宏大的国际视野。孙中山长期游历欧美日各国，在东西世界都有广泛的交际网络，了解东西世界的长与短、新与旧，不保守、不泥古、不自大、不盲目。他曾袒露其心路历程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主张“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3]孙中山的奋斗道路，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奋斗道路的缩影。20世纪的中国，已经无可挽回地卷入了全球化、国际化、世界化的潮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尽量消解全球化、国际化、世界化中对中国的不利因素，保持民族的独立自尊，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自外于世界，不能游离于全球化、国际化、世界化的潮流之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融入世界、向世界开放的重要性，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当年孙中山所具有的国际化视野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