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与宋哲元的对日分歧(2)

　　中央派军增援实属刻不容缓，可宋哲元深恐是来夺他地盘，由秦德纯出面婉拒：“此间形势已趋和缓，倘中央大战准备尚未完成，或恐影响，反致扩大，可否转请暂令准备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结待命，以后果有所需，再为电请之处，务乞察酌为祷。”蒋介石提醒秦德纯“勿为日军缓兵之计所欺”。11日，宋哲元离开乐陵，但他既没回北平，也没到保定，而是去了天津。在他到达天津约两个小时之后，张允荣等与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等人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接受了道歉、处分责任者、第37师撤出卢沟桥，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等日方条件。

　　宋哲元试图通过妥协让步，维持第29军小集团继续坐镇华北的地位。日本不想停止侵略的步伐，内阁举行五相会议，下达动员命令，调遣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和在朝鲜的第20师团进关。何应钦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12日急电催促：“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宋哲元复电说：“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布置，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辱蒙关切，至为感谢。”13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蒋介石苦口婆心劝导宋哲元：“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但宋哲元没有按南京中央的指示行事，通过张自忠向日军“华北驻屯军”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转达说：“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悉遵从军司令官的一切指导。”甚至在13日晚上下达命令：即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摩擦。

　　蒋介石暗暗叫苦，“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16日再电宋哲元、秦德纯：“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军签订协定，推其真意，签订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调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项。务望兄等特别注意于此，今事决非如此易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愿独负其责也。”何应钦也很着急，反复提醒宋哲元等人，日军“调兵遣将，未稍停止”，派几个小参谋谈判和平，无非缓兵之计，“望兄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袭击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中央如此警告，宋哲元依然不为所动，未做任何抵抗的军事部署。

　　平津沦陷与走向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一时国家方针难定，当日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抑或与宋哲元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我之应战此其时乎？”国民政府高层和国内人士对事变态度，也隐约分为和、战两派。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认为，抗战准备至少尚需六个月，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实际上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问题曾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谈判，并以公函正式告知日本：“无论现地已经达成之协定，还是将来成立之任何谅解和协定，只有经过中央认可后才能生效。”期望通过两国政府直接交涉，尽量争取在“不丧权、不失土”条件下和平解决。日本以“解决卢沟桥事件完全是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为由，拒绝对话。英国大使许阁森应南京之请，向东京提出中日双方军队停止调动，结果再次遭拒。

　　鉴于形势严峻，蒋介石于16日邀集各界闻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7日，蒋介石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解决“卢案”四项强硬立场：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蒋还郑重声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至于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宋哲元于18日下午拜访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以表示敬意和问候的婉转形式进行道歉。次日晨，宋哲元离津赴平，卢沟桥当日战斗激烈，宛平城内房屋多被日军炮火炸毁，守军也发射迫击炮还击。当晚，天津方面和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签订协议，比如撤去北平城内的第37师，撤换冀察范围内带有排日色彩的公职人员。宋哲元甚至下令打开北平城门，拆除市内防御设施，谢绝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劳军捐款。2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对其如此幼稚举动“思之危急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城内防范更应严重，万勿大意”。同时要求宋哲元坦诚相告，“与倭所商办法，究为如何”。宋哲元心中无底，汇报了11日所签的《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不愿公开19日的秘密细则，显得讳莫如深。

　　此时，在保定迟迟等不到宋哲元的国民政府代表熊斌，颇费周折地来到北平，向宋传达了中央决心抗日的立场。宋哲元有所醒悟，感慨地说：“华北局面难办，责任不在我身上，主要问题是《何梅协定》、《塘沽协定》，你们给日本人签下了卖身契。”24日，宋哲元中止第37师南调，命令石友三的保安部队即刻布防西苑，第132师一个团秘密进驻北平，不过对于中央援军北上，仍然持保留态度。26日，日军完成既定部署，猛攻廊坊重镇，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发出最后通牒，限令第37师撤离北平。当晚，日军一个大队强闯北平广安门，守军开火阻止，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宋哲元终于意识到“大战势所不免”，下令全军“抵抗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安排，同意援军北上。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第29军仓促应战，北平、天津很快在29日、30日沦陷，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职。宋哲元到达保定后，认识到自己对平津作战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事已至此，蒋介石也只得好言安慰：“兄等离平抵保甚慰，平津得失不足为虑，战争胜败，全在最后努力，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目的，雪耻图强，完成使命。”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键、刘湘等地方实力派均参加，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