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与宋哲元的对日分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大地开始传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抗日歌曲，无数中华儿女为之鼓舞，准备万众一心去打一场国力悬殊的不对称战争。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备受和、战压力之苦，他的任何举措势必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同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还有冀察地方当局“主心骨”宋哲元，他向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然而这一次非同小可，形势逼人。本文旨在考察卢沟桥事变前后的蒋介石、宋哲元，如何应付“最后关头”的到来，以及走向全面抗战的心路历程。

　　因地制宜的冀察模糊空间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从武力进攻与政治分化两方面着手，试图将华北分离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辖权之外，成为名曰“自治”实际为日人控制的第二个“伪满”。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首重长江流域，其次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华北。对于华北，他一直将使用武力作为最后手段。1933年5月，长城战事激烈之时，蒋介石指示坐镇平津的何应钦：“上下一心，在北平预定阵地，为背城借一之举，此外决无其他生路，万望我将士立下死战之决心，勿再起其他之想念，则死中求生，当有最后一线之生机可觅耳。”

　　实事求是地讲，单凭当时中国军队的实力，恐怕难以保全华北这两座重要城市。于是，如何缓和冲突，又不丧失华北的基本主权，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的一项主要考量。蒋介石坦言，“中央对日政策，既不能武力抗阻，惟有缓和侵略”。至于缓和的办法，总结起来不外乎“设置各种因地因时制宜之机构，为华北地区创造模糊空间，以便华北虽享有特殊化色彩，但中央又不失主权之应对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以妥协换取时间来准备抗日。

　　1935年6月，宋哲元借口平定汉奸白坚武叛乱，迅速调集第29军主力进驻平津两市及河北省境，造成了控制华北地区的既成事实。宋哲元作为西北军将领，此前拥兵察哈尔一省，具有鲜明的抗日立场，以往也有“反蒋”历史。第29军扩大地盘虽非蒋介石所愿，但与其让日伪汉奸占领华北要地，倒不如让宋哲元维持一方缓冲局面。8月中旬，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前往庐山牯岭报告华北态势，蒋介石顺水推舟，指示秦转告宋哲元，“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月底，南京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

　　从日本方面来看，宋哲元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他的过去和现在都与蒋介石有矛盾，如今手握重兵，立足平津未稳，必然要与日本寻求妥协。日本人认为“只有宋哲元处于比较地可以免除南京的直接压力的立场”，只要处理得当，他“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宋哲元非常明白自己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维持一个模糊空间对南京有利，对第29军小集团的发展也无害处。他对日本遵照“舍小利而保大权”的方针，“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为日方稍为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对中央“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事，随机应变，效忠国家”。

　　不久，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找上门来摊牌，要求宋哲元“促成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宋哲元秉承“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一味虚与委蛇，采取拖延对策。蒋介石致电鼓励宋哲元：“此时兄之处境，只有听命及诿责中央为唯一办法，否则所谓其他办法，皆自隔绝境，则将来之悲惨烦闷，必有更不堪设想者。”11月中旬，日本逼迫渐急，宋哲元电陈蒋介石：“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刻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地方自治，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作，已均予拒绝。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

　　土肥原无法煽动宋哲元，改而怂恿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殷汝耕，成立了一个公然背离国民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蒋介石对冀察局势感到“险恶万分，朝不保夕”。为了回避与日方直接冲突，苟且冀察平津局面，南京无奈向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作出让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挂牌，负责处理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一切政务，宋哲元强调这一机构的设立主要是“中央为行政便利起见”。

　　日本人的反应不甚满意，“我方对其性质并不清楚，它的旗帜很不鲜明”，“至于根本问题是依存于蒋介石还是依存于日本，或是亲满还是反满等等，却丝毫未做说明”。希望宋哲元将来能够“逐步实现真正的自治，以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

　　中央与地方处理事变的分歧

　　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两年中，日本人从未停止过威迫利诱，为了能在华北立足，他不得不与日方打交道，讲价钱，事情传开后，不免引来各方怀疑。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袒露不安，“冀宋喜怒无常，主见不定”；“宋明轩（哲元）被汉奸包围利用，其心已不固定”；“冀宋中倭毒已深，华北荆棘甚多也”。不过总的来说，宋哲元在一些大是大非上，始终保持民族立场。蒋介石叮嘱宋哲元，“中央对日交涉，以华北行政主权之完整为最小惟一之基准，亦望其坚持一致”。

　　1937年春，为避开日本人纠缠不清，宋哲元请假回山东乐陵老家，临走之前，他对秦德纯强调两点：对日交涉，凡是有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拒绝。几个月后的7月7日晚上，卢沟桥风云变起，秦德纯第一时间请示宋哲元，宋虽然感到惊讶不安，但认为事态不至扩大，回电指示：“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并没有立即返回北平的意思。蒋介石当时正在庐山，他和宋哲元相反，预感日本有扩大侵略战争的可能，立即指示宋哲元：“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矣。”9日，蒋介石下令第26路军、第40军、第84师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集中，同时要求宋哲元“从速回驻保定指挥”。担心冀察地方落入日本人圈套，蒋介石又电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将领，强调“应先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才能贯彻主张，完成使命。我军以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谈判之时，尤应严防其欺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