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赶超西方曾是最炽烈的“中国梦”(4)
辛亥革命网 2015-07-16 08:49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子恺 查看：
1912年9月6日，孙中山视察詹天佑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时，与欢迎者在张家口车站月台上合影。
可见，民国建立以后，历史紧迫感不但没有消散，反而日益加深，从晚清时期害怕瓜分亡国到建设民生主义的急于求成，都是这一心态的延续和发展。
章开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梳理了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紧迫感的萌发、流变和延续。他既肯定了历史紧迫感的必要性和正面意义，更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急于求成、缺乏思想准备等不良后果，通过揭示历史紧迫感在中国近代史上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先生警醒我们实现目标乃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的曲折过程。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为何以悲剧收场？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 ’ paper）为实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1期
贝德士是一位美国的学者型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920年受教会派遣，往中国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至1950年返美，在中国生活了整整三十年，他病逝后，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章开沅先生试图通过这些材料，以贝德士为个案，探究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的遭遇及个中原因。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很容易遭到抵制，但来华的传教士们发现可以通过学校和更多人接触，方便传教且不易受攻击，教会学校因此产生。但是在基督教内部，关于教会学校怎么办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宗教教育才是教会学校的主要目的，过度投入世俗教育会削弱基督教的影响；贝德士等人则倾向于把“服务上帝”和“服务社会”结合起来，主张教会学校积极救援难民、建设福利事业、提高教育水平。事实证明，前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虽然“服务社会”更易被周遭环境所接受，但作为手段的“服务社会”最终超过了作为目的的“服务上帝”，可以说这是教会大学悲剧结局的内在原因。
辅仁大学(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1925年由罗马教廷创办，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并驰名于海内外华人社会。
尽管如此，教会大学在中国还是面临着重重阻碍，近代中国常常把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转移到宗教上，教会大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贝德士等人又积极推动教会大学的本土化，希望融入中国的社会环境，而政府关于教会大学的规定更使得它们的民族特性进一步加强、宗教色彩继续减弱，政治的干预也往往被教会大学所容忍。抗战期间，迁往内地的教会大学在帮助伤兵和难民上做了很多工作，与整个中华民族同甘共苦，经过抗战，很少人再会把教会大学视作外国人的大学，教会大学基本实现了本土化。
可惜贝德士们没有想到，本土化也就意味着政治化，而近代中国的政治是排斥多元、意识形态一元导向的，1949年以前和以后均是如此，教会大学实现了本土化，就与其初衷越来越远。文章最后，章开沅先生在肯定教会大学为中国带来贡献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从事文明传播与交流事业的贝德士们和教会大学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