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懈的奋斗： 孙中山一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2)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诚然有不少误解，但他确实有所了解并涉猎过不少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且对各种名目的共产党、社会党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研究，具有了自己的独创见解。比如：他对出现于社会主义初期的“均产派”所提出的“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的主张，并不赞成，认为它虽然激烈却很粗浅，“于事理既未能行，而徒然肇壤夺变乱之祸”。他也不赞成乌托邦派，说他们都是一些悲天悯人的道德家，只寄托于子虚乌有的安乐世界，讲些“理想上的空话”，而丝毫没有提出“清灭人类的痛苦的具体办法”。应该说，这对于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的认识是很到位的。

　　相比之下，孙中山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则是推崇备至，十分敬佩。他认为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研究得“最透彻和最有心得”，而“马克思主义得社会主义的真髓”，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因而叫“科学社会主义。”他说：当无政府主义逞于一时这际，“厥后有德国麦克司（马克思）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有《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有系统的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有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专从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的解决，所著的书和发明的学说，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集大成”，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都是信仰他”，“岌岌提倡马克思之学说，主张平均分配，求根本和平的解决”。

　　不过，孙中山不赞成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中心”的观点，而认为美国学者摩里斯·威廉所称：“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中心，而社会问题又以生存为中心”，才和他的主义“若合符节”。他也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理论，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才是正确的。孙中山后来毕竟没有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与这种思想认识的差异有着一定的关联。

　　孙中山是为救国救民而虚心向外国学习的。他力图适应世界的新潮流，而外国繁多的社会主义学派各有长短，并且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所具有的多种经济成分，多个阶级、多种思想、多条道路并存，这种过渡社会的错综复杂特征又特别显著，犹如孙中山所深切感受到的：当时各种新思潮、新出版物“纷纷应运而出，扬葩吐艳，各投其致，社会遂蒙绝大的影响”。孙中山向来以人民全体的代表自任，这时更提出“全民政治”的政治观，更重视当时在中国有影响的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以便容纳广泛的主张，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他的事业。他特别表明，不主张完整的资本主义道路，希望能提出一条既有民主政治，又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中国式”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孙中山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同一政治概念，说“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又说“民生主义便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在他晚年，又一再声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国主义”，还提出：“社会主义范围，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人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孙中山说：“民生主义的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生产”。他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即“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这里，孙中山正确的了解了中外古今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共同特征，即“共产”。也就是说，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权和分配的平等，特别是实行“土地共有”和“资本共有”，即主宰国家经济命脉的土地、森林、矿山、铁路、电气、邮政等部门和主要企业的国有制。在这一基础上实行“分配之社会化，就是合作社”，以消灭商人的垄断。他认为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通过它，“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这仅就上述理想本身而言，应该是高出于中外乌托邦的理想。其中实行共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行社会主义理想的必要条件，尤为中肯确切，他所提出的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来决定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论点也发人深省。

　　如何实行社会主义呢？孙中山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只提出一种毫不合时宜的剧烈办法，等实业发达后以求适用，而应用一种思患于未然的预防的办法，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他主张分阶段解决经济问题，改良社会。应该说，这一想法也是颇具匠心和具有卓识的。

　　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发展工业、对外实行开放、充分利用外资和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等观点。主张“主权在我”的前提下，利用外国资本、人才和方法，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外国的资本主义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且，可以成为中国和世界的两种经济能力“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他把引起外资比喻为“水之就壑”，也就是水到渠成，势在必行。

　　在实际行动中，孙中山也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积极的努力。他在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回国时，专门带回了多种欧美最新的社会主义名著，准确要“广为鼓吹”，大加宣传。同年之底，孙中山在上海与社会党本部长江亢虎谈话中，宣传自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家”，表示对社会主义必“竭力造成之”，“余意必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民心目中。至于方法，远非一成不变者，因时制宜可耳”。1912年4月1日，他卸职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在南京对同盟会员做《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讲演时，声明他“解职不是不办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得着手。”这要紧的事，便是民生主义、社会革命。又说：改造中国，不是仅仅把中国造成一个极强大的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而是要经过社会革命，消灭国中贫富悬殊。这就要“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这篇演说词，则是比较全面叙述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