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懈的奋斗： 孙中山一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孙中山的一生非常重视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殷切地向往社会主义，执着地坚持“天下为公”理念和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社会文化思想，也给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对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现实，深入地回味和思考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进一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它，具有积极的意义。

　　“最早在中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毕生都在学习西方。他的思想旨趣是博采众长，吸收世界先进思想为我所用，这在其向往、宣传社会主义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

　　我们翻阅孙中山的全部著述，可以看出，孙中山偏重阐释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课题。围绕这一课题，他除在其《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三种著作中都有所论及外，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年3月至1924年11月的22年里，在其所发表的文章、演说、谈话、函电、批语和有关文告、规章中，涉及谈论这一课题者，还有82篇（件）之多。在这些论述中，他描绘出一个共和国的前景，突出地从劳工运动、实业建设、铁路计划等各个角度，阐释和鼓吹社会主义。

　　早在1903年12月，孙中山就提出自己“所极思不须臾忘者”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主张用“平均地权”（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进行改革。之后，孙中山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并终其一生向往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不止一次地宣称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号召人民要用社会主义理想建设国家。

　　有人或许会问，孙中山为什么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这并非偶然。这既与20世纪初的思潮特点及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有关联，又是孙中山经过长期学习和研究把握着宏观的世界局势，和了解到最新思潮的结果。

　　1896年起，孙中山在英国伦敦的近两年时间里，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等处读书，研究政治、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从那时起，他就着手“研究了马克思、乔治、缪勒、孟德斯鸠以及其他的人”，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做过一番苦心的探索和研究；同时考察了西欧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得失，还接触了一些西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家。他发现，西欧自产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异常严重，他曾称，此时，“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欧美工人阶级蓬勃发展的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斗争，给他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他断定，在那些地方社会革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便以世界潮流为中国导向，进而考虑到自己祖国的现状和未来，以“中国式”路向未来定位，要按照中国的国情来办中国的事，决定采用社会主义和运用什么手段进行革命的问题。

　　稍后，孙中山在1897—1903年亡命日本期间，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热潮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先后结识了主张土地变革问题的宫崎寅藏兄弟和日本平民社领导人幸德秋水等人，彼此就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交换意见，相互切磋，共同促进。

　　孙中山正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刺激下，开始了解释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革命，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在深入考虑过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把民生（社会）主义与民族、民权主义等量齐观，指出中国前进的方向，不仅要建立共和国，还要人民安乐，社会经济繁荣，从此社会主义思想就成为了孙中山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05年初，孙中山由美洲抵达欧洲，在中国留学生中从事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同年5月中旬，他曾专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总部，访问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孙中山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曾反复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免其种种弊端”。这就是中国要吸收西方好的“精华”，而决不成它糟粕的牺牲品。这样就能够使“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等某些问题，说他要与第二国际社会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好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他还预言，“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的所有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

　　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在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身处十分穷困之时，仍然相信“中国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度，这个国度应用来作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并呼吁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协助他“把中国建立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孙中山是最早在中国开宗明义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包括平均地权和民生主义）的先行者。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孙中山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接受了哪些影响？

　　按照孙中山的说法，他已经知道有关各国的社会主义派别有57种之多，研究学者有千百家，出版的研究著作也有几千种，而当时“普通人（即一般民众）对社会主义无所适从”。 1979年2月间，经宋庆龄同意，我曾在孙中山使用过的书籍中，见到多本社会主义方面的名著，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等书，并且范围广泛，可以从中考察其学理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