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遏制激进——晚清改良立宪和辛亥革命的启示(2)

　　革命党赢得论战胜利

　　留学日本的学生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最开始留日的学生并不倾向于革命，相反是倾向于梁启超的变法。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就采取一个策略，主动向梁启超、立宪派发动舆论上的进攻。1905年，革命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马上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最核心的论战焦点是：中国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现代政治制度，是通过改良来形成还是通过暴力来形成。从现实来说，通过改良来实现这个目的是最好的。

　　革命派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才能立宪，而立宪派则认为，暴力会导致血流成河导致重大的灾难。所以梁启超认为以暴制暴不会进步，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立宪，这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社会最大的进步，从道理上来说，立宪派肯定更有道理，更符合理想。但是立宪派的理论存在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会让步、会立宪、会改革。如果不存在这个前提，立宪派说得再好也是没用的。

　　在论战后期，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青年人开始越来越倾向于革命党，清政府1906年说要立宪，很多学生相信了。但是清政府后来说这是很久以后的事，先搞官制改革，并且官制改革也是满族人占了绝大多数。那就证明清政府连汉族官员都很警惕，更加不可能实行根本性变革，这个所谓的改革措施一出，人们都认为是假的，所以学生又倾向于革命党。梁启超说：清政府的改官制有名无实。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倾向于革命党的学生更多了，一大半的学生倾向于革命。他很替清政府懊恼，最后他说，当人们认识到清政府的立宪是有名无实，革命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论战不到一年，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跟孙中山沟通，要停止论战。1907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篇文章《现政府与革命党》。他在这里面有一句话：“现政府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

　　经过这次论战，革命党的声势空前壮大是一个事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拒不进行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梁启超都这样说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实际上，清政府从1900年以后，它面临的形势是改良立宪和革命的赛跑，如果它改良得早，革命就会失败，如果它改良得晚了，革命就会成功，但是它一直在拖。

　　清王朝的愚昧导致覆灭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立宪上谕，人们张灯结彩上街游行，支持立宪。但是清政府根本不珍视这种民心民意，清政府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符合它的要求。清政府1908年公布了一个立法大纲。如果实行了，清朝皇帝的权力比日本的天皇权力要大。所以立法大纲一出，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立宪是假的。

　　“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这是立宪派的观点，立宪派都觉得不给政府施压是不行了，立宪派发动了请愿运动，连续发动了很多次。清政府的顽固导致立宪派都开始激进了。

　　所以，如果真要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要看政府是如何消解激进。最反对激进的是商人阶层，但是在这时候，商人也倾向于革命，也越来越过激。近代洋务运动遇到了很大阻力，清政府也反对民间办新式企业，但是后来李鸿章发现不办新式企业，中国就没有钱。李鸿章发现中国有很多买办，他就提出来，可以让私人办新式企业，但是清政府不允许。李鸿章是最会遇到红灯绕道走的，他就提出“官督商办”。所以新式中国企业就办起来了，企业壮大了，那么产权是谁的？政府说你以政府的名义注册，当然是我政府的，商人认为是我出的钱，应该是我的。清政府对于民营经济没有固定政策，变来变去，比如说李鸿章支持商人，他的意见得到支持的时候，就比较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当袁世凯的力量增长的时候，他就说一切要收归国有。经济政策对一个政权来说是基本政策，基本政策都变来变去，社会就不稳定。

　　清政府修铁路没有钱，就按照李鸿章的办法招商股。1911年，清政府突然说要把这些铁路收归国有，那就要按照市场价买，但是清政府又没钱，各地商人就组织了保路运动。四川的很多人都投资了铁路，清政府觉得股权太多了，它希望以极低的价格买回来，四川绅商发动了保路运动。在群众的一次请愿中，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30多人，这肯定是为革命党制造舆论土壤的，所以商人的态度也趋向于激烈。

　　清王朝的愚昧导致了它的覆灭。当它还有一点机会的时候，它总是不改革。当它丧失机会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很被动地进行改革。辛亥革命并不是革命者主观的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往往是统治者的原因造成的，统治者有一个很好的调节能力，就可以避免革命、社会大动荡。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但是如果社会制度开明，有激进思想的人只会在社会的边缘，他不会是社会的主流，只有在社会发生变化，而统治者又不改良的情况下，激进思潮才会渐渐吸引人们，掀起大风大浪，引起社会的动荡。

　　相对而言，英国的统治者是比较开明的，他们遇到一点压力，就主动改良，清政府就没有这么明智。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民众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极端的顽固。

　　作者介绍：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雷颐先生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观点独到、分析缜密，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