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兴的政党内阁思想和实践(2)

　　⒈国务员一律加入国民党。1912年8-9月，孙中山与黄兴应袁世凯邀请先后入京，与袁“商议国家大事”。此时正值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合并为国民党，陆征祥内阁风潮尚未完全平息，第三届内阁尚未产生之际。因此，内阁问题成了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袁世凯本意是要当时的代理总理赵秉钧转为正式总理，但表面上却为了表示尊重孙中山、黄兴，请他们推荐人才。于是孙中山推荐黄兴，黄兴却坚辞不就，转荐宋教仁。袁世凯表面虽未表示异议，但实际上对一贯主张责任内阁的宋教仁极不赞同。黄兴知袁世凯有隐衷，就向其建议：“总理问题，全体改组，大总统亦有为难之苦衷。不如令各国务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进行，销除意见。”^{[2]（P191）}对此，袁世凯表面上“极端赞成” ^{[1]（P278）}，授意赵秉钧同意加入国民党，并于9月22日向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总理。由于黄兴事先已经疏通，参议院于24日以69票对2票通过赵秉钧为国务总理。赵也于次日宣誓就职，并宣言“加入”国民党。至此，迁延三个多月的内阁总理终得解决。总理问题解决后，为了实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标，黄兴又找其他非国民党籍阁员做工作，但范源濂只表示愿意退出共和党，对加入国民党“婉词却之”。财政总长周学熙则对人说：“财政总长地位为一时的，周学熙三字为永久的；因一时之地位强令永久之个人入党，昧良无耻，莫逾于此。”故表示“坚拒到底”。 ^{[4]（P342）}交通总长朱启钤也拒绝加入国民党。此外，陆军总长段祺瑞和海军总长刘冠雄以为现役军人为由，不入党派。尽管如此，在黄兴的努力下，国务员中除上述五人外，都算是国民党员了。袁世凯因而故意散播说：“赵秉钧是国民党的党员，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 ^{[5]（P149）}对于这个结果，孙中山和黄兴也都表示满意。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上不无兴奋地说：“黄克强抵京后，主张政党内阁，调和各派意见，袁总统均甚赞成。余出京时，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入加本党。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国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6]（P485）}黄兴离京前也在六国饭店举行的叙别会上表示：“此次各国务员加入本党，实为维持民国前途起见，深望诸同志此后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俾成强有力之政府，各国早日承认。民国之福，亦本党之幸。”^{[1]（P278）}

　　⒉整合全国政党为一大党。民初党派林立、党争蜂起的状况并不利于议会民主制的实施和政党内阁的建立。因为政党过多，必然使国会席位分散，难以形成法定多数票集中于某一政党的局面。有鉴于此，各派政治活动家大都希望对现有的政党进行改组，使中国出现象英、美等国家那样的两大政党竞争的格局。宋教仁赞赏英国的内阁制和两党制，明确主张实行英国式的两党制：“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7]（P749）}孙中山当时也倾向两党制，他说：“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皇帝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6]（P408）}梁启超也认为：“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8]（P65）他还说：“各国政党之潮流，皆有两派：一急进，一渐进。中国十余年，亦有此两派，使各一心为国，团我二派，各自发达，则中国之进步，尚可限量乎？”^[9]（P11）但黄兴则认为，中国要实行政党内阁，必须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他指出：“以欧美各法治国言之，必应有两党并立；而以民国现在之时势言之，断不可以两党争持之故，致将国事搁置而不问，而欲消灭此种党见之争持，自非合并为一大政党不可。”^{[1]（P208）}因此，他主张对民初的政党进行彻底整合，“结合多数小党，组成一极强有力之大党。”^{[5]（P289）}在他看来，全国建立一大政党有三大好处：第一，有利于集中全国的政治人才。他认为：“现今建设之事纷繁，已不免有人才缺乏之慨。使政党太多，人才分布于各党，将来实行政党内阁，一党在朝，他党在野，人才之不足用，深可虑及。今各党之党纲与其政见大致相同，但使党员认定党纲，则无论何党，其精神所注，数党与一党无异，则何如萃全国之人才，合为一党，以共同救济今日之危局。”^{[2]（P208）}他还强调指出：“今国事非常危急，应合全国人才于一党之中，而为一致之进行，则国事乃克有救。”^{[1]（P274）}第二，有利于消除党争，统一思想。对于民初林立的政党和无序的党争，黄兴极不以为然，他认为，“现在中国尚处危境，不宜多党。党派林立，意见分歧，遇有重大问题发生，各树旗鼓，民国非常危险。就现势而论，国家须有一最大之党将中国弄好，近之数十年，远之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于国事始有济” ^{[2]（P236）}。第三，有利于加强政党的自身建设，促使民国政治健康进行。黄兴认为，国民政党意识和知识缺乏，党员的政治素质不高也是导致民初无序党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指出，中国的国民“政治知识方在萌芽，为党员者每与不同党之人争意见，起冲突，若不共戴天，虽至扰乱大局亦所不惜者。所谓兄弟阋墙，不顾外侮，诚可叹也。故以党见而分争者，必专自顾其私，而置国家于不顾” ^{[2]（P207）}，这就必然导致以党为政，“以党为政，其弊专横而无理，他党又必效尤而加甚，贻误国事，实非浅鲜”。若长此以往，“吾国且将因政党而召亡” ^{[1]（P206）}。他认为，“欲追踪法、美以收共和之美果，不可不造成伟大政党，俾对于国家政治力加研究，以得稳健之主张，发表于国民之前，使全国人心有所趋响，而后得多数国民同情，政治进行可免障碍，国家之发达亦于此基之矣。”^{[1]（P288）}基于上述思想，黄兴把建设一强有力的大党的希望寄托在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身上。他不仅积极促成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大力支持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五党合并为国民党，而且还希望国民党继续“力促进行，俾他党悉归旗下” ^{[1]（P294）}，以获得更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黄兴还积极与共和党、社会党、民主党联络，深望他们与国民党“合一炉而冶” ^{[1]（P274）}。这些都充分反映了黄兴要把国民党打造成全国第一大政党和通过国民党实现政党内阁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