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地方自治思想探析(2)

　　二

　　总的看来，黄兴在民国初年关于地方自治的主张主要有如下内容：第一，地方自治必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黄兴认为，“我国自治组织最完备，特未有其名”。 通过与美国地方自治的情况比较后，黄兴指出：美国县级地方自治的执法、公务、公用、公益、财政、公安等六局，“皆我所固有。乡村自治团体，皆有章程；违章者，亦有公同制裁之法，即执法也。公众之事，必有其承办者，即公务也。积谷、育婴、义塾等慈善事业，即公益也。团体必有司财政出入及报告征信之人，即财政也。乡团保甲、水龙会等，即公安也。水利、桥梁、义渡等，即可谓之公用。故在美为最新，在我为最旧”。唯一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人民在地方自治中处于统治地位，而以前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的人民则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因此，他希望民国的地方自治要使人民处于统治地位，象美国那样对县议员和县长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地方法令有创制权和复决权。[4]（P338）第二，地方自治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社会各界对于新共和国的组织形式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实行联邦制，地方分权、自治；一种意见主张实行单一制，中央集权。黄兴主张单一制和中央集权，反对实行联邦制，不赞成地方政府脱离中央政府,拥有完全的主权。他说：“至国制问题，有主张联邦者，谓由各分子集为一物。本党则主张统一。苟有强力之政府，以统治国家财政兵力，互相贯注，可收指臂之效。”[5]（P294）但他同时又主张发展地方自治，弥补中央集权之不足，“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4]（P193-194）在他看来，地方虽可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利，但决不可独立成国或成为美国式的州或德国式的邦，影响国家主权的统一。可见，他既主张地方自治，又反对地方主义。这说明，黄兴希望通过地方自治以划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既有利统一国权，集中力量开展建设事业，抵御列强分裂，又有利普通国民参政,实现直接民权，以训练国民的能力，培养共和制国家的政治基础。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也有类似的想法，他曾指出：“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7]（P2）第三，地方自治要实行军民分治。辛亥军兴，旧的专制体系崩溃，独立各省相继成立了军政府作为战时的军政组织，都督为一省最高首长，实行军政与民政合治。南北统一后，这种状况仍旧。1912年4月12日，袁世凯为了加强集权统治，授意黎元洪通电主张各省实行军民分治。此议一出就遭到多数省都督的反对，而且革命党的都督如李烈钧、胡汉民等也基于防止袁世凯集权的角度持反对意见。但黄兴却从推动地方自治的角度出发认为，“军民分治之说，当然不成问题”[5]（P294），“军务、民政划界分权，诚为至论。”他的理由是：“民政为平时行政最要部分，泰西各国近甚注意，所以保持安宁，增进幸福，国家生存，端赖乎此。军务性质乃属特别，混而为一，实成两败。强则把持，弱则废弛，军无节制之实，民有凋蔽之忧，流弊愈深，譬舟靡届，前清蹈此，致速覆亡。民国初兴，权限未析，建设方始，重在民生，岂可沿讹，贻误来轸”。他还希望将军政与民政“早日分厘，期与各国一致，庶几军民安帖，分道进行”。[5]（P164）可见，在黄兴看来，军民合治，易导致军政不分，军人干政，妨碍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而军民分治则有利于划分军政、民政，避免军人干政，推动地方自治的开展。黄兴当时赞同军民分治虽然对袁世凯集权用意缺乏警惕，但从理论而言，是符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的。

　　三

　　护国倒袁后，黄兴“饱载民权和自由” [5]（P425）于1916年7月8日回到上海。回国后，黄兴基于居美两年对美国地方自治的考察和研究，结合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对地方自治有新的认识，特别注重地方分权，认为美国各州政府“恰与我国各省相类”，“地方分权制度，实适合于中国国情”。 [10](P122)1916年7月17日，孙中山和黄兴邀请驻沪国会议员、各界名流及新闻记者在张园恺第举行茶话会，商榷政见。会上，孙中山就提倡地方自治、实行直接民权问题发表长篇演说。孙中山指出：“民国建设后，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实地方自治未发达。”他强调：“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以后“当注全力于地方自治”。同时，他借鉴美国克利浮莱城的自治体制，对中国实行县自治提出了具体方案：“首立地方自治学校，各县皆选人入学。一二年学成后，归为地方任事。次定自治制度，一清查户口、二清理田亩，三平治道路，四广兴学校，其他诸政，以次举行。”等到上述诸项有成效时，才可行直接民权之制。他认为，只要各县均行此制，然后由各县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国民大会，组织中央政府，即可实现“全国之直接民权”，“于是国本立，国防固，而民权制度亦大定矣”。[11]（P327-330）黄兴赞同和支持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方案，并认为切实可行。他说：“今人皆言我国办自治最难，由难于清查户口。然就吾湘言之，乡皆有户册，有门牌，果有真正自治，不难崇朝而集也。且吾国不仅有自治机关，若商会，若祠堂，皆可为辅助自治之机关。前数年见上海商团，非常精神，扩而充之，不但可以辅助自治，兼可辅助国军。故今惟在吾民诚求自治。求之，则五年中不难全得。”[4]（P338）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黄兴不仅赞成县自治，而且主张省自治、民选本籍人任省长。他对出席茶话会的驻沪国会议员、各界名流及新闻记者说：“今请诸公一为反省此次讨袁，是否求政治改良，抑仅为讨袁一人而止?果求政治改良，则于民权不可不特别注意。试观此次独立诸省，若滇、若黔、若桂、若浙，为本省人主持者，皆能贯彻到底；其他若川之陈（宦）、粤之龙（济光），则鲜克有终，可以知其故也。选举权为巩固共和之要点。以后两院立法，望于民选—层力为主持，断不可任其随便任命官僚也。”[4]（P338）黄兴这种思想在1912年6月与俄国驻汉口领事馆秘书沃兹涅斯基谈话中已见端倪。黄兴当时说：“在中国，人们都与自己的省份联系密切。……有时整个省的利益与著名人物密切相关，全省的、整个地区(按照面积和人口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情绪的安定或者骚动，与这个人的升迁或者垮台很有关系。假如说今天我掌权，我是生在湖南的人，整个湖南“国”就支持我的观点，湖南就安定并相信政府。当我向湖南表示要求帮助时，相信我将会得到。明天我不在政府里面了，这个省对国家本部的信任就会被破坏。”[4]（P162-163）护国倒袁后，民国虽然恢复，但中央政权掌握在北洋军阀段祺瑞手里，南北分歧依然如故，人民并没有任何权利。黄兴分析当时的形势后认为，黎元洪太懦弱，段祺瑞、徐树铮又专为北洋派谋，在这种情况之下，全国难望统一。[5]（P458-459）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又一次把眼光移到地方，希望通过地方自治，自下而上地实现全国统一。同时，基于这一思想，围绕湘督的问题，黄兴又投入了抵制段祺瑞政府企图控制湖南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