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龙华会对辛亥革命的影响(2)

　　（1）面对鸦片战争以来日益衰弱的危难形式，无数爱国救亡分子纷纷走出国门，希望借用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来改造中国腐朽堕落的政体形式，但同时却又遭到国内守旧势力的严重阻挠，二者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对抗与斗争。对此，《萃新报》称：“今泰西之各种学术，何一不长于我。”“故吾人当以无学为可耻，不当以变夷为可耻。学术者，世界公共之文明也，非白皙人所专有，亦非我中国人所私有。学术变之不足耻，至言语变之，文字变之，地图之颜色变之，则大可耻。”

　　（2）针对列强的烧杀抢掠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全国上下无数革命志士急需团结一致加以对抗，以图彻底推翻清政府及外国列强。于是《萃新报》刊文：“抑吾闻社会学家之言矣，内团愈固，则其外竞愈力，内团愈大，则其外竞力愈膨胀。能团者强，不能团者灭。”并且认为“能合小群而不能合大群”为“我中国第一大病”，以至于“十八行省如十八国焉”，“四万万人如四万万国焉”，“循是以往，必不能逃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之公例。”以上内容透露出当时国内形同散沙的社会局面，尤其“必不能逃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之公例”一言，更是向国人敲响了警钟，感召各方势力团结联合共同斗争。

　　（3）第二期中的“社说”刊载《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一文。文中着重强调了爱乡与爱国的深刻关系，“爱乡心者，爱国心之源泉也；族民者，国民之根本也。故我爱中国，不可不爱浙江；我爱浙江，不可不爱浙东上游之处、金、衢、严。”并且还介绍了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危难处境，向处、金、衢、严四府乃至整个浙江、全国人民发出了警告：“帝国主义，咄咄逼人……欧风美雨，遍遮大陆。其实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

　　从以上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萃新报》尽管偏狭一隅，主要面向处、金、衢、严等较为闭塞偏僻的浙东地区，但是它所刊发的文章则大多能与全国乃至世界时事相通，带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正如《萃新报》发刊词中所言：“时时轰动我耳膜，击醒我眼球，洗刷我脑筋，灌输我知识，教导我改革者”，“惟十九世纪第四种族之报章。雄鸡一声，天下乃白；晨钟一击，沉梦陡醒！”站在这一角度，可以说《萃新报》的的确确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宣传报刊。

　　也许正是这种震撼力和感染力，促使“学生以为此种报章，实为吾汉族所必读”。由于浙江严州府中学学堂的学生竞相购读《萃新报》，并偶然间将此报带入学堂，不幸被当地知府锡纶闻知，于是便以该报讥讽时政为由，进禀浙江巡抚，“谓该报出语狂悖，请封禁以正士习”。幸好事先已由陶成章、魏兰在杭州得知消息，急速通知张恭改换门庭做好准备，待清政府前来搜查时也束手无策只能作罢。其后张恭便“专以联络会党为务”，而《萃新报》却自此夭折，结束了它短暂而辉煌的历程。

　　组织、参加武装起义，造就浙江辛亥革命有利形势

　　浙江龙华会在革命党人的引领下，斗争目标日益明确和坚定，誓要推翻清王朝为快，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们极力配合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组建光复军，直接参与各类武装起义。

　　（1）加入光复会、组建光复军。当时，徐锡麟联合陶成章等人创建大通师范学堂，让各地会党接受正规化的军事化训练。大通师范学堂的学员主要来自浙江中部各府县，如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且大多为会党头目及成员，使得大通师范学堂一时成为“诸会党人荟萃之所”。由于龙华会会众甚多，在进入大通师范学堂的人员中占据很大比例，沈荣卿、张恭、周华昌等龙华会领导人都先后来大通师范学堂受训。

　　为进一步整合革命党人及会党力量，秋瑾等人开始组建光复军。光复军中的干部共分为16级，她以一首七绝诗“黄河潮溯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作为代号，以诗中的“黄”字到“使”字分别代表干部的十六个等级。“黄”字为首领，有五人组成；“河”字为协领，无固定成员；“源”字为分统，以洪门首领担任；“溯”字为参谋，由洪门红旗担任等等。除秋瑾、徐锡麟外，“源”、“溯”、“浙”三个等级共八名骨干，其中龙华会就占了六名。足见，当时的龙华会在光复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此以外，为了进一步加强革命党与龙华会等会党势力的联合，大通师范学堂还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于是，这些龙华会骨干人物也都成了光复会的成员，带有了双重身份，慢慢地已经将会党力量带进了革命队伍中。

　　（2）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当时黄兴等人计划在湖南和湖北两省发动武装起义，希望浙皖两省的革命势力能予以适当支援。不久，陶成章便赶到金华等地部署准备，“拟后长沙期约三日起事，先以计袭取金、衢、严三府。然后由严出皖，以扼南京，由衢出赣，以应长沙，而用金华之师，以堵塞杭城之来兵，且分道以扰绍兴、宁波、湖州之诸府，而震撼苏、杭之来兵，及探官场警信于衙役。”此计划一出台，龙华会就通知所属各个组织机构，做好了武装起义前的相关准备工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起义并没有得以实现，但是使龙华会会员得到了一次武装起义前的军事和思想上的锻炼，充分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为后期的斗争起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当浙皖起义计划确定以后，秋瑾等革命党人也开始借助光复军，积极筹划浙江武装起义，期间龙华会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被秋瑾视为当时浙江革命的大本营。4月，浙江起义部署完成，“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应之，俟杭城清兵出攻金处，即以绍兴义军渡江以袭杭城，军学界为内应。若攻杭城不拔，则返军绍兴，入金华，道处州，出江西，以通安庆”，从而“会合徐锡麟统帅的安徽起义军，夺取两省要地，然后浙皖两路队伍会师南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考虑周全、操作性很强的起义计划，正如辛亥革命元老陈去病先生所说：“服其布置之周，任事之勇，以为自革命以来，其预备固未若斯之完美也。”然而正当一切就绪之时，由于起义日期再三改动，会党纪律松弛计划泄露，引起清政府的疯狂捕杀。农历6月6日，秋瑾于绍兴城古轩亭英勇就义。秋瑾虽然被害，但却“激起浙江民众的强烈愤慨和不满”，也“更加激发了浙江革命党人的革命斗争。”而对龙华会来说，这次的的确确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许多会众遭到捕杀，张恭等领导人也遭清政府通缉，只得四处避难，可谓元气大伤，力量日益涣散。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