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大同盟”思想与同盟会辨析(3)
辛亥革命网 2014-09-16 09:13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 作者：董增刚 查看：
1910年夏，孙中山抵达新加坡并致函南洋各埠，“欲以从新整顿团体”，“重新整顿党务，新订分会总章”，将以前盟书中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字样改作“中华革命党党员”，“以得名实相符”[4]（《致邓泽如函》，p.476、p.477）。此前他已将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名称改作“中华革命党”；1911年4月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债票时开始使用“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字样；同样6月又将美洲同盟会与“致公党”联合。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及致公堂的誓词变为“废灭（驱除）鞑虏清朝，创立（建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或民生主义）”，这与东京同盟会誓词并无实质不同，组织名称及其誓书语句的改变只能说明他新建的反清革命团体有别于过去成立的革命党派。至此同盟会已经完全“异化”为“大同盟”了。当然，这一时期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并未彻底拒绝同盟会称谓，有时对外仍沿用同盟会名义，“团体与团体之往还，两者俱可并用，随人择之”[4](p.476、p.477)。1910年3月孙中山委任查尔斯·布思为驻外财务代表时，仍用“中国同盟会本部”名义。这样作同样是基于“大同盟”的考虑。毕竟革命党人的政治目标是共同一致的，“同盟会”之名的号召力更为巨大，在同盟会旗帜下从事组党、筹款等活动也更加有利。
三
孙中山“大同盟”的组党主张及与东京同盟会的离合有其历史必然性。20世纪初，反清革命已成为当时大多数国人和海外华侨共同奋斗的目标，这是革命“大同盟”所以形成的主要原因。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更具时代眼光和革命精神，必然在反满斗争中居于领导地位，决定革命的性质。孙中山“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的组党方针体现出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卓越胆识与魄力，东京同盟会的成立则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和组织保证。然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实力并不强大，以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上层又未能与革命派携手合作，孙中山因清廷追捕长期漂泊海外，难以在国内获得广泛而坚定的支持力量。这些因素加大了革命党人的举事难度。因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吸收会党与华侨，最大限度地扩充海内外革命阵营，就成为孙中山无奈而可行的正确选择了。因为在扩大革命影响和筹集革命经费方面，华侨与会党比留学生更有优势。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如何协调革命中坚力量与广泛统一战线之间的利益矛盾，是用旧式会党方式还是用新型民主政治方式整合革命力量等等新的问题。平心而论，无论孙中山、黄兴，还是章太炎、陶成章，抑或宋教仁、谭人凤，在彼此的矛盾与冲突中都掺杂了不同程度的个人感情色彩，但他们的政治目标无疑是一致的。同盟会涣散后形成了众多的反清组织，说明党人所运用的革命手段彼此有差异，但是宽泛的反清“大同盟”旗帜却能使各派力量同仇敌忾，遥相呼应。武昌起义的成功与清王朝的崩溃不是哪一个革命团体的功劳，而是各派力量共同斗争的结果，是反清革命“大同盟”的不朽勋业。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作为“大同盟”领袖的地位才牢不可破，其功绩得到党人广泛承认。
武昌起义成功后，作为“大同盟”共同敌人的清王朝行将瓦解，中华民国即将建立，革命党人因而失去了一致的奋斗目标。于是同盟会内部宗派与党派间的矛盾再度加深，“同盟”的旗帜也无法再带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了。章太炎所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对这一现实的十分形象的写照。孙中山对同盟会成员驳杂、难以领导的状况早就心存不满，虽于1911年主持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试图解决“吾党气息隔阂，不能自为联系”的痼疾，但是终无成效。1912年，同盟会这个松散的革命政党终于宣告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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