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大同盟”思想与同盟会辨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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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强调指出，承认孙中山“大同盟”思想并不等于否定东京同盟会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也不等于否定“大同盟”与同盟会之间的密切联系，更不等于否定东京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中坚作用。在20世纪初，推动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前进的决定力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之所以强调孙中山“大同盟”思想与东京同盟会的差异，目的在于更客观、更真实地分析反满革命过程的复杂性，揭示革命派内部矛盾的深层原因。

　　东京同盟会与孙中山的“大同盟”之间有一个从“联属”到“异化”的过程。作为一个纲领明确的政治团体，1907年以前的同盟会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是行动中都表现出精诚团结的精神和旺盛的战斗力。东就同盟会成立之初就不同于一般革命团体，由海内外公认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担任其总理，这使东京同盟会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切反清革命力量的集结中心，并由此奠定了它作为反清革命统一战线“本部”的地位，真正成为“中国革命之中枢”[2](p.64)。以后随着旅欧革命团体“一体通用同盟会名号”以及南洋、美洲爱国华侨组织先后编入同盟会分会或支部，东京同盟会与孙中山的“大同盟”渐趋一致，“同盟会”成为一切革命团体的通称。各地仁人志士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拥有共同的组织名称和奋斗纲领，同心协力担负起领导反清革命的历史重任，积极筹划革命方略，制订革命文件，设立“制造弹药机关”，海外筹款与国内武装起义互相配合、互相声援，最终推动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孙中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1](p.237)“出人意表”的革命业绩与东京同盟会向“大同盟”扩展有着直接关系。

　　为什么“同盟”之名能有如此广泛和强大的吸引力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孙中山，在于他受壤纳流的建党思想。孙中山既是东京同盟会总理，又是反清革命事业的领袖，还是众多反清团体的缔造者，同盟会成立后吸纳的许多海外组织都与他有密切关系。作为同盟会总理，他拥有极高的权力和威望，并且利用这种权力和威望将阶级基础与政治抱负差异极大的各种革命力量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凝聚起来，改变了过去革命党人“各自分立，不相系属，其势弱微”的局面，以加速革命目标的实现。1907年前东京同盟会之所以成为群龙之首，正是由于有孙中山亲自坐镇和运筹帷幄，“本部”的地位、民主的机构与明确的人事权限实际都处于附属和服从地位。说得更明确一点，“中国革命之中枢”是孙中山而不是东京“本部”，只是1907年以前两者达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而已。

　　但是190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该年2月，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使同盟会“总理”与“本部”强行分离，东京同盟会与“大同盟”领导人之间久已存在的裂痕便日益显露出来。由“大同盟”而形成的政党具有明显的松散性，汇聚在“大同盟”旗帜下的各个团体只统一了名称，实现了“联合”，而并未真正“融合”成为一体。同盟会内部实际存在着许多宗派，隐含着相当多的歧异与矛盾。东京同盟会成立时，华兴会是以个人名义加入的[9](p.546)，仅半年以后，宋教仁就感到“会员多疑心疑德”，萌发了“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的想法。光复会同样未以团体名义入会，这也是导致他们最终重张旗帜，与同盟会公开决裂的重要原因。而香港、澳门、越南、新加坡等地的同盟会分会都是孙中山1905、1906年短暂赴欧时在冯自由等人帮助下由兴中会改组而来，或由当地华侨组织转化而来，与东京革命党人少有联系。同盟会纲领也如其名称一样，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革命目标，而未能成为大多数人的一致理想。同盟会内部真正形成统一意志的只有“反满革命”和“创立民国”。孙中山所坚持的“三民主义”虽然志存高远，但是曲高和寡，难以起到固结人心的作用。以后新分出的革命团体，无论光复会、共进会还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其宗旨中都取消了“民生主义”的内容。

　　孙中山个人权力过于集中，也容易造成与同盟会“三权分立”、“民主议事”的政治体制发生冲突。他与黄兴之间关于国旗图式的争执即是如此。孙中山坚持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作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黄兴等持异议，孙中山即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认为孙中山做事近于“专制跋扈”，遂生退出同盟会之想[9](p.718)。此事孙中山是站在“大同盟”立场，着眼于团结南洋数万人；黄兴则站在同盟会“民主议事”原则的立场，不满于孙中山的行事专断。再如孙中山离日前接受日方赠款以充实革命经费，但未与其他党人详商，结果引起猜忌，章太炎认为孙中山受日方贿赂而一去不返，为以后孙、章决裂埋下祸根；谭人凤亦认为：“东京为全国志士萃荟之区，《民报》又为同志总机关，最重要之处所。中山身为总理，橐贮多金，仅以五百金予之，以后遂听其自生自灭，异哉！”此事同样是孙中山只从革命整体运筹考虑，而未顾及同盟会本部和其他党人的意见，因而引起不满。这些纠纷虽经调停解释，表面得以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则由此稍形涣散矣”[10](p.343)。

　　孙中山离开日本后新建的革命团体与东京“本部”更少联系，双方实际处于各自为政状态。至1908年秋，南洋各地陆续建成同盟会分会及通信处“百数十埠”，统归南洋支部管辖，另订《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重新规定了选举、经费、发展成员、记功办法及组织形式等事宜。南洋支部与东京“本部”实际已无隶属关系。1907年6月和1909年9、10月间，陶成章、章太炎先后两次发动“倒孙风潮”，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废除南洋支部章程，使南洋各分会直属东京总部。而孙中山对东京“本部”也深感失望，甚至对张继说：“弟已不承认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4]（《复张继函》，p.426）。“倒孙风潮”的结果是两派矛盾日深，“从外人观之，吾党已成内乱之势”[4]（《致王子匡函》，p.418）。蔡元培对此感叹道：“吾族终不免有专制性质，以政府万能之信仰，称而用之于党魁，始而责望，终而怨怼，真令人短气。”[11](p.579)

　　1910年6月，为联络和统一国内各省革命团体行动，孙中山再次萌发“从新组织团体”的想法并抵达日本，“欲即行设立秘密机关于东京”[4]（《致檀香山同盟会函》，pp.462～464）。显然，这一机关不是名存实亡的东京同盟会，因为“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10](pp.359～360)。在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看来，此时的东京同盟会只是“勤学舍”。当留守日本的宋教仁、谭人凤等要求孙中山“改良党务”时，孙中山亦回答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于是双方不可避免地展开摊牌式的辩论。谭人凤等质问：“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孙中山则反驳：“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孙中山认为：“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谭人凤等则反驳：“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双方矛盾难以弥合。孙中山遂放弃在日重建团体的打算，“置党务于不议不论”，数日后暗中离去，到南洋继续建党活动。而“本部”党人认为，孙中山“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不得已商议改组”，后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