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二）(2)
辛亥革命网 2010-04-10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论文单位 武汉,1996年 作者：严昌洪 查看：
章先生对辛亥革命史学科的发展问题经常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或方法论的高度上给以适时的指导。他在这方面的论述颇多，下面仅就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能否深入和如何深入两个问题谈一点读了章先生文章的体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成绩斐然，不仅已发表的数以千计的研究文章涉及的面非常广阔，而且进入80年代后，相继出版的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撰写的《辛亥革命史稿》与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等大部头辛亥革命史学术专著都有相当深度。面对这种局面，有些人曾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得差不多了，对于能否继续深入下去表示怀疑或困惑。章先生高瞻远瞩地用辩证的观点对这种困惑进行了分析，回答是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他认为，说它对，是因为在比过去高得多的起点上更上一层楼要费很大力气；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正在向逐步成熟的阶段稳步发展的形势下，要想选择新课题，发掘新资料，形成新见解，以使研究工作继续扩展广度，不断增添深度，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情。说它不对，是因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看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薄弱环节以至空白地区很多，还有大量工作有待我们努力去做，研究工作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继续深入下去。
如果说章先生关于“能否深入”的回答使我们坚持辛亥革命史研究工作的信心更足的话，那么，他关于“如何深入”的种种意见则使我们进行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方向更明。比如，面对来自海外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挑战，他认为亟需加强从理论上探讨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的依据（或标准）问题。针对国内近代经济史学者关于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本主义有无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分，资产阶级有无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区分，民族资产阶级有无上层和中下层的区分，这些区分的标准又是什么等等争论，他指出也需要从理论上（包括方法论）作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索，以期获致正确的和令人信服的答案。根据中国近代史研究队伍的多数人都比较侧重于专题研究，而在不同程度上缺乏通识的弱点及其原因，他建议：“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即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对如何“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他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有许多就是可以直接拿来进行研究的课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研究者自身条件的限制，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以来在布局上不尽合理的地方很多。从总体布局来看，政治史研究较多，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较少；对人物评价问题注意较多，而对整个社会状况的研究却较少。从专题研究的布局来看，有些研究是跟着眼前的资料与课题转，缺乏计划性与系列性，在全面规划和合理布局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布局也存在同样问题，“文革”前存在的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的“四多四少”现象在新的历史时期虽然有所改变，但已有的进展又显得非常不够，也存在一个合理布局的问题。如，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它的总体构成，而对分地区、分行业的专题研究仍存薄弱环节；思想史研究长期局限于政治方面，学术史、宗教史的总体研究相当薄弱。有鉴于此，章先生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进行合理布局，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经济史方面，他提出应根据旧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除了作分省或分城市的研究之外，还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框框，进一步作范围较大的区域研究或范围更小的个案研究，以便有助于说明辛亥革命研究背景的全貌。思想文化史方面，他指出进化论和西方近代哲学、社会政治学在中国的介绍、传播，辛亥革命时期对这些西方理论武器在不同程度上有扬弃有批判的继承，都是重要课题，有志者应该勇于攻关，勤于探索。我想，如果能把章先生所提到的这些课题分工合作，下一番功夫去加以探讨，辛亥革命史研究何愁不能深入，新的突破也是可以期待的。
在章先生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的论述中，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莫过于“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他把过份集中于少数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而对整个社会环境的考察剖析非常不够视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展还不够快、水平也不够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为什么要强调社会环境的研究呢？第一，人物和事件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研究人物和事件，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第二，社会环境，也就是国情，研究中国近代史而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是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泛泛之论，就是会陷于盲人摸象式的偏执之言。第三，连当年革命的先行者们都知道要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演出一幕威武雄壮的“输入文明”的新剧，必须先“测量此舞台而辨其所以利用方针”，而辛亥革命的研究者们却长期未能给发生了这场革命的社会环境以全面的切实的注意，这使我们面对革命先行者不能不感到汗颜。章先生对于如何加强对社会环境的研究，特别是如何加强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研究，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这在朱英《筚路蓝缕，推新出新——章开沅先生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和郭国灿《近代思想文化的深层探索——章开沅先生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两文中已有详细的介绍与阐述，此处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