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二）

　二
　　章开沅先生1980年发表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卷首的，相当于该刊发刊词的文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刚一发表即被美国许多报刊介绍与译载，同时也被日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研究月报》称为“是指出了《丛刊》的方向性乃至当前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方向性的文章”〔3〕。
　　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楚图南先生为戴震纪念馆题诗中的两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他服膺这两句诗，称之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家精神”〔4〕。作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和学术带头人，他时常以这种精神，对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实践进行深入的思考，并通过各种场合（学术会议、座谈、讲学等），利用各种形式（文章、演讲、发言、书序等）将自己的思考所得贡献出来。章先生的那些谈话、那些文章，娓娓道来，生动活泼，毫无权威架势，亦无训诲官腔，但对听众和读者来说，时见思想火花，从中可得许多启迪，乃至发现前行路径，有些后学者甚至从中找到自己的科研课题与研究方向。著名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胡思庸先生曾对自己的研究生说：“你只要把章先生《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中所提出的那些题目通通做一遍，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大专家了。”本文开头所说“指导研究方向”，正是就此而言。

　　“温故而知新”。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打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章先生对建国以来30多年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其中不乏深沉反思。他在分析研究工作中存在着各种问题的原因时，常常指出：“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和我们多数研究者还比较年轻以外，‘左’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除了‘左’的干扰破坏之处，封建史学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5〕。这种反“左”与反“封”的基调与精神几乎贯穿了他在“文革”后所发表的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问题的许多文章中。

　　根据切身体会，章先生认为“文革”前的“左”倾幼稚病蔓延扩展的结果，到10年动乱期间终于形成一种思想体系，一整套禁锢辛亥革命史以至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史研究的枷锁。不解放思想，砸烂这种精神枷锁，肃清“左”的流毒，辛亥革命研究就很难有所前进，有所突破。因此，他在前述《解放思想……》一文中对如下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澄清：（一）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对于资产阶级一概要“立足于批”，一概要推翻打倒，致使如何正确评价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问题以至辛亥革命史研究也竟成了“禁区”。章先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所谓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应该“立足于批”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呼吁研究者自身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诬陷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二）在“四人帮”横行史坛的时候，“路线斗争”成为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绝对精神模式。在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对于历史上任何事件和任何团体、人物都要纳入路线斗争框架，影响所及，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简单武断，毫无科学性可言。章先生深感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问题，因此提出，在辛亥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即以历史学家超越的远大眼光与广阔胸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通过反复的研究和讨论，对于一些复杂的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三）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曾出现过某种程度的笼统排外的倾向：凡是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几乎都是侵略分子；凡是介入中国革命的外国人，几乎都是别有用心，仿佛革命越孤立就越单纯越好。章先生认为这样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提出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章先生注意到，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是与封建史学影响相互结合以肆虐史坛的。因此他在与“左”的思想干扰作斗争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封建史学的消极影响。他指出，在所谓“路线斗争”的框框中，不难发现封建史学以圣君贤相为中心，以政事为主体，以褒贬为笔法，以劝善惩恶为宗旨的“正统”格局。他在谈到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对人物评价问题注意较多，而对整个社会状况的研究却较少”，应该加强对社会环境的研究这个问题时，也中肯地指出，注重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臧否，忽视对社会生活的广泛研究，都表明我们研究工作中仍然有某种传统“正史”格局的消极影响束缚着我们的思路。不消除这些影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难以进一步深入。他呼吁人们正视“至今仍然存在着彻底清理和摒除封建史学消极影响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