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日新德日新——廖仲恺革命精神探讨(2)

（二）图强进取的价值追求
　　
　　廖仲恺是革故鼎新的革命家，他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年代，前后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一生勇往直前。他勤于探索，勇于弃旧图新。他对世界的认识不囿于狭隘的框框，他的思想发展始终在追寻革命潮头。1905年，廖仲恺以屠富的笔名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11月创刊号上发表译自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部分章节，提倡“单税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初年最早探索社会主义的人之一。随后，他还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大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译着按语中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表露出肯定和赞赏的态度⑧。正是他和朱执信、宋教仁等一起，促成了《民报》的社会主义热，从而带动了国内各种刊物对社会主义的探索。1924年前后，追求建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使其社会主义探索有了新的特色。
　　
　　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廖仲恺逐渐认识到，实现中国近代化建设，首先要革除政治上的障碍，帝国主义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为了外御强敌争取民族独立，内兴民主谋得人民幸福，必须联合苏俄、联合中共，“扶助农工”,并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武装，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1921年，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代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俄代表越飞多次会谈以至参与决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国民党改组时，国民党右派试图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廖仲恺就旗帜鲜明地反驳：只要为革命加入国民党的人，“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诚意来革命”,“则一切不生问题”⑨。国民党“一大”期间，他旗帜鲜明、坚决斗争，在《宣言》中写进了联俄、联共的内容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创建黄埔军校，困难更大。当时广东军阀割据，全凭“坚定不拔的信心”,“不屈不挠的勇气”⑩，终于在黄埔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于1924年5月9日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他请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廖仲恺在创建和发展黄埔军校方面的功绩，受到人们普遍的赞扬，共产党人肯定他“为黄埔立了政治教育的模范，造就了许多革命的青年军人”{11},国民党人认定他“真是黄埔的慈母”{12}.
　　
　　（三）勤奋务实的高尚品德
　　
　　廖仲恺在工作上以勤政着称，特别是国民党改组后，他一度兼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等13个要职，工作十分繁忙、辛苦，每天办公少则十三四个小时，多则十六七个小时，常常白天外出办事，深夜方归。
　　
　　在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中，胡汉民右倾保守，朱执信擅长政论，而廖仲恺则以务实着称。他跟随孙中山二十几年，对先生的决策，往往在决定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一旦形成决策，则决不会因为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而在心理上有丝毫的隔阂、在行动上有丝毫的犹豫或折扣，他始终都是孙中山思想的忠实追随者，而且是主动性、创造性的执行者。在当时政治环境恶劣的条件下，要完成每一项任务都面临很大的困难，需要巨大的勇气。可以说，没有廖仲恺的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贯彻，更不可能在当时的革命实践中体现出那样的实效。周恩来评价他是“热心作事者，最能负责、最能工作而又勇于革命运动、工农运动及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积极领袖”{13}.
　　
　　（四）廉洁奉公的崇高品质
　　
　　廖仲恺一生以公事为主，以事业的要求为依归，献身革命事业，不为名利所累，不计较个人得失，廉洁自律。民国元年以后，他屡次掌管财政，二十几年如一日，每次卸任移交时，没有一条帐目不清楚，既显示了他在理财方面的才能，也体现出他一心为公，“不做假帐”的廉洁职业操守。“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起义，各省响应。九月，广东光复。胡汉民任都督，仲恺被请回来管理财政，当时广东财政非常紊乱，实不好下手。但他凭着高深的经济学识和敏捷的手腕，从容整理，有条有绪，不到几个月功夫，便做到了收支相抵。解职时，省库居然有余财了。这是他以其所学贡献于革命事业的第一步。不到几个月功夫，便有如许成绩，同志们都为之惊叹不已”{14}.
　　
　　辛亥革命失败后，廖仲恺夫妇流亡到日本东京，在千驮谷附近的青山七丁目安下了家。他们住的房子很简陋，只有两间房，胡汉民夫妇住一间，他们住一间，会客、吃饭、睡觉都在里面。每月的房租仅20元，其他各项开支都很节省。海外人士知道廖仲恺当过一年的财政司长，以为他一定很有钱，见他过着如此俭朴的生活，无不感到惊讶。1917年9月24日，廖仲恺被孙中山委任为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在财政总长唐绍仪就任之前，代理总长职权。在任职期间，他规定了严格的财经纪律，并督促部属按章办事，在他卸任结算时，笔笔帐目皆清。廖仲恺为政清廉，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死后家无余财，两袖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