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国魂之陶铸(三)(2)
辛亥革命网 2010-04-10 00:00 来源:《江汉论坛》1983年第2期 作者:章开沅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社会思潮,有必要对二十世纪初年先进的中国人所提出的国魂问题作一番考察。 ,论辛亥国魂之陶铸(三),
用“寻根”式的方法,标榜华夏胤裔、炎黄子孙以激发民族感情,是当年革命派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重点之一。1903年夏天,在“排满”声浪日趋高涨之际,刘师培以“无畏”署名发表《黄帝纪元论》一文,力主以黄帝纪元来取代清朝正朔。他认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为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他毫不讳言这是学习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用以唤起同胞的民族自觉(《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几乎就在同时,《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改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一书的辑录刊行和《黄帝传》在《中国白话报》的连载。广泛流传的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也高呼黄帝为“始祖公公”,并且较早地刊登了黄帝肖像。1905年,宋教仁即将此像采用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撰写《纪年之意义》、《中国新纪年》等文章和书籍。黄节也在《国粹学报》连载《黄史》,力主“黄帝第一甲子纪年”之说。尽管当时人们对纪元起始时间众说纷纭,但是对民族祖先的景仰与缅怀却是完全一致的。宋教仁的黄帝像题词:“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帝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吾四万万之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正抒发了当年人们所共同具有的深厚的民族感情。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利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用章太炎的说法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章太炎:《东京留学生会演说词》,《民报》第6号。)
辛亥革命时期爱国志士所提倡的国粹,与民国以后顽固势力宣扬的“国粹”有所区别。还是用章太炎自己的话来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必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演说词》)当年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探幽索微,抉剔爬梳,或讲述历史,或整理国学,或研究语言,成品评人物,目的都是反对一味迷醉于欧风美雨的奴化思想,激发“我同胞之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中,革命派特别注意利用人们最熟悉和最有亲切感的乡土历史素材。大至于一省,小至于一县,各种以地区命名的报刊如雨后春笋。人们缅怀本乡本土的光荣历史,豪杰贤哲以及先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贡献,以一往情深的笔触描绘与赞颂故乡的山川形胜,目的都是为了把爱乡与爱国联系起来,从而振奋民气和陶铸新的国魂。譬如1904年初夏在浙江金华出版的《萃新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从地球源起谈到亚洲,谈到中国和浙江,再谈到浙东和浙西。结论是:“我民族缺点之所在,则不在于无爱乡思想,而在于无爱国思想;不在于无族民资格,而在于无国民资格。救时之君子宜如何祛其爱恋故乡之心,而灌以牺牲祖国之志,使人人具爱国思想乎?宜如何由家族制度而铸为人格结为法团,成一完全统一永世无极之公同体,使人人具国民资格乎?”当年的人们把爱乡看作是爱国的基础和起点,把爱乡心看作爱国心的源泉,这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
但是,这些爱国志士决不故步自封和讳疾忌医,他们对故乡和祖国爱之深而责之切,因而勇于揭露乡梓之地的腐败落后以谋去故求新,他们最为痛恨的是臣服于中外反动势力暴虐统治的奴隶心理和奴隶状态,他们愤懑地抨击:“且也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感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故卒举一国之人而无一不为奴隶,即举国之人而无一可为国民。”(《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他们认为,为了改变这种愚昧落后的状况,必须以祖国为“国民之田”,以如同孟德斯鸠、伏尔太、卢梭那样的有识之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学说为“国民之种子”,著书立说,一倡百和,辛勤耕耘,才能收获丰硕的“国民之果”。
革命派把有无“国民”,看作是“二十世纪之一大问题”。他们说:“中国而有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可□足而待也。中国而无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所谓万劫不复是也。”(《说国民》)因此,他们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特别是对维护君主专制和宗法制度的封建纲常名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同时,他们还十分重视风俗习惯的改革,反对吸毒、缠足、纳妾、赌博等等颓风恶习,提倡文明、卫生、剪辫、易服等等新的风尚。他们的抱负是:“激来太平洋上之潮,洗净陈陈脑髓;树起昆仑山顶之旆,招归渺渺国魂,他日者,民德日新,百业蔚起,内足以巩国基,外足以御强敌。”(《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期。)一个由数亿健全国民组成的新中国,将以雄伟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利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用章太炎的说法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章太炎:《东京留学生会演说词》,《民报》第6号。)
辛亥革命时期爱国志士所提倡的国粹,与民国以后顽固势力宣扬的“国粹”有所区别。还是用章太炎自己的话来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必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演说词》)当年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探幽索微,抉剔爬梳,或讲述历史,或整理国学,或研究语言,成品评人物,目的都是反对一味迷醉于欧风美雨的奴化思想,激发“我同胞之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中,革命派特别注意利用人们最熟悉和最有亲切感的乡土历史素材。大至于一省,小至于一县,各种以地区命名的报刊如雨后春笋。人们缅怀本乡本土的光荣历史,豪杰贤哲以及先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贡献,以一往情深的笔触描绘与赞颂故乡的山川形胜,目的都是为了把爱乡与爱国联系起来,从而振奋民气和陶铸新的国魂。譬如1904年初夏在浙江金华出版的《萃新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从地球源起谈到亚洲,谈到中国和浙江,再谈到浙东和浙西。结论是:“我民族缺点之所在,则不在于无爱乡思想,而在于无爱国思想;不在于无族民资格,而在于无国民资格。救时之君子宜如何祛其爱恋故乡之心,而灌以牺牲祖国之志,使人人具爱国思想乎?宜如何由家族制度而铸为人格结为法团,成一完全统一永世无极之公同体,使人人具国民资格乎?”当年的人们把爱乡看作是爱国的基础和起点,把爱乡心看作爱国心的源泉,这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
但是,这些爱国志士决不故步自封和讳疾忌医,他们对故乡和祖国爱之深而责之切,因而勇于揭露乡梓之地的腐败落后以谋去故求新,他们最为痛恨的是臣服于中外反动势力暴虐统治的奴隶心理和奴隶状态,他们愤懑地抨击:“且也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感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故卒举一国之人而无一不为奴隶,即举国之人而无一可为国民。”(《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他们认为,为了改变这种愚昧落后的状况,必须以祖国为“国民之田”,以如同孟德斯鸠、伏尔太、卢梭那样的有识之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学说为“国民之种子”,著书立说,一倡百和,辛勤耕耘,才能收获丰硕的“国民之果”。
革命派把有无“国民”,看作是“二十世纪之一大问题”。他们说:“中国而有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可□足而待也。中国而无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所谓万劫不复是也。”(《说国民》)因此,他们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特别是对维护君主专制和宗法制度的封建纲常名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同时,他们还十分重视风俗习惯的改革,反对吸毒、缠足、纳妾、赌博等等颓风恶习,提倡文明、卫生、剪辫、易服等等新的风尚。他们的抱负是:“激来太平洋上之潮,洗净陈陈脑髓;树起昆仑山顶之旆,招归渺渺国魂,他日者,民德日新,百业蔚起,内足以巩国基,外足以御强敌。”(《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期。)一个由数亿健全国民组成的新中国,将以雄伟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