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建华侨对辛亥革命的主要贡献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广大华侨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福建是著名的侨乡间籍华侨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都曾经积极参与，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就此略作探析。

　　一、积极建立革命组织，为国内革命者提供可靠的活动基地，培养大批革命志士

　　为辛亥革命最早献出生命的福建籍华侨是杨衢云。早年他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他出任会长。翌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即奔赴越南、印度和南非等地，在华侨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并广建革命组织。1901年被清政府派遣的暴徒暗杀于香港。

　　1905年，孙中山自欧洲返回日本时途经新加坡，与当地倾心革命的福建华侨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人相见，告知他们“此行到日本即当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次年2月，孙中山至新加坡，在晚晴园地方主持成立了新加坡同盟会分会，首批入会的32名会员中，福建华侨占11位，厦门人陈楚楠为会长。由于新加坡华人众多，并且地处东南亚中心，该地同盟会遂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的基地，此后同盟会“在南洋的势力，好像雨后春笋，莲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1908年4月，孙中山派王群到缅甸建立缅甸同盟会分会，厦门人徐赞周第一个参加。为避开清廷和当地政府的干扰，该会以“觉民阅书报社”的名义活动，每周举行演讲会，由同盟会会员讲解国内形势，颇得华侨的同情和支持，每次演讲完毕都有人要求入会。12月，根据新的章程，同盟会改选厦门人庄银安任会长。据统计，1908到1911年间，缅甸华侨参加同盟会的达到2 300多人，其中多数是福建人。

　　福建华侨除了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同盟会外，还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组织。1906年，福清人黄乃裳由同盟会派遣为组织者，来厦门从事革命活动。在厦门期间，黄氏受聘为同文书院教习。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对学生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介绍多人加入同盟会，其效果不可小觑。正如郑祖荫所说，“厦门革命种子之散播，实由黄乃裳先生主教同文书院始”。此后，同盟会又派华侨黄韫山、庄玉、王振邦等人赴闽南活动。黄韫山曾任同盟会闽南部会长，他竭尽全力在厦门组织群众，联络各方力量，并且在当地警察部队中发展革命力量。王振邦回厦门后，以挂着外籍招牌的万成客栈为秘密据点，建立同盟会组织，发展会员。为扩大革命力量，他曾经设法联合厦门水口、乌里山、盘石各炮台以及营盘等地的防勇，在驻厦清军中进行策反活动，不少人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

　　二、筹办报刊杂志，成立各类书报社，积极传播革命思想   

为开启民智，向广大爱国华侨宣传革命思想，深刻揭露清政府和保皇派的丑恶嘴脸，不少福建华侨在广建革命组织的同时，还积极筹办各类报刊，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其中尤以《图南日报》最为突出。

　　1903年，上海《苏报》因发表反清言论而遭查封，陈楚楠、张永福等人意识到要促使更多的海外华侨支持革命，非大力从事宣传不可。1904年1月，二人合资创办了《图南日报》。该报的最大特点是从一开始就主张革命，与保皇派的《天南新报》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天南新报》打着“团结御辱”的旗号，大肆宣布唯有“变法救国”才有出路，革命乃是“灭种亡国”的陈词滥调。《图南日报》对于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登载大量文章揭露清朝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的现实，宣扬“革命之目的以保国而存种”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图南日报》问世后不久，即遭到守旧派、保皇派、清政府领事官员的群起反对、围攻，英国殖民当局也以滋生事端为由，多次严厉警告《图南日报》，使报纸的销售量有所减少。但《图南日报》无所畏惧，坚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采用送报、赠送《革命先锋》等革命书籍的方式，以及举办征文、征诗、征联等有奖活动来活跃版面，扩大发行量，报纸销路也因此看好。该报对于在南洋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被赞誉为“南洋华侨革命党机关报之鼻祖，陈楚楠也获得“南洋革命党第一人”的殊荣。

　　1905年底，《图南日报》因经济拮据而无法维持，被迫停刊。两个月后，陈楚楠、张永福等人不忍心革命党之喉舌从此中断，遂联合他人鸠资创办《南洋总汇报》，继续宣传革命。不久，该报旋为保皇派的商人所把持，沦为保皇派反对革命的工具。1907年8月，陈楚楠等人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与新加坡同盟会各埠同志一道，募集资金又创办《中兴日报》，以继承《图南日报》之余绪。发刊未久，即与《南洋总汇报》为革命论和立宪论之争展开了笔战。在这场论战中，革命派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表现了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他们无情地痛斥了保皇派立宪论的反动政治主张，揭露了保皇派所谓的“革命召瓜分”的反革命本质，戳穿了保皇党高唱保护华侨为名，行窃取荣禄为实的无耻伎俩。

　　计自1904年起，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革命派共创办了《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等八种革命报刊，其中均有福建籍华侨参与。大量报刊的创办，宣传了革命思想，鼓舞了革命斗志，各埠华侨受其感化颇深，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书报社是革命派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阵地。1903年，新加坡的华侨牧师郑聘廷创办星洲书报社，陈列各种革命书籍、报刊，任人阅读，致使许多华侨觉醒。1905年，孙中山至新加坡，亲临书报社参观，对郑牧师的开明之举大加赞许，并指示陈楚楠等要更加注意书报社的工作。此后各地华侨纷纷开办书报社，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前，新马各地的书报社有百余处，有名可查的即达60余所。各地书报社均设有各种革命书籍和报刊，以供华侨群众阅读。这里又是革命派发表演说、进行宣传鼓动的场所。不少华侨通过读书看报，聆听演讲而走上革命道路。在此过程中，星洲书报社的首创之功不可低估。1912年3月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特地给星洲书报社颁发优等旌义状云：“星洲书报社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宣扬大义，不迭余力，特给予优等旌义状，弈化后民，永多厥义，此旌”。真可谓当之无愧。

　　闽籍华侨同盟会会员中有不少回到家乡做宣传鼓动工作。黄乃裳在60岁高龄时，仍冒险把5 000册邹容所著《革命军》（后改名《图存篇》）输入漳泉一带，1907年他在福州养病时，“仍向绅学工商各界散布革命种子，不遗余力，所携之《图存篇》几乎人手一编。闽中青年为之感化者，大不乏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同盟会越来越注意到在新军中开展宣传活动，留日归国的革命党人利用其合法地位，不断在军队中灌输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