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成果的形成与发展(4)

　　（三）“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中华民国”这一名称所蕴含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概念，而是标志着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以这一符号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意识、具有确定的民族身份的民族共同体的诞生。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从来都只有天下意识而没有民族——国家意识，而天下主义的理想却是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恰恰相悖的。一方面，传统天下观无法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一种具有现代意义和民族竞争意识的整合框架与基础，从而造成民族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的极度缺乏，民族团结力、凝聚力不够。天下主义的一个基本预设是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大国，其他民族与国家乃是化外之蛮夷，是招抚怀柔的对象，而非竞争对手。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也正是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十分反对“世界主义”。他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之所以消亡，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国在没有王国以前已渐由民族主义，而进于世界主义”。并且从社会整合功能上看，宗法制度下的宗族团体使个体在身份上对国家的归依感减弱，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作为一个整体和终极价值依归的民族之团结力、凝聚力不够。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观需要对“民族”这一符号所代表的共同体有严格的界定，而传统天下主义视界中的“民族”概念却是模糊不清的。中国历史上经过多次大的民族融合，因此所谓的汉族并非纯粹的血源性的种族，而更多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综合了多种族来源的民族。“华夏”、“汉族”等概念的外延是十分模糊，亟需要重新界定。

　　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反思和对西方经验的充分吸收使孙中山能适时而动，在中华民国建立后，针对民族重新整合与统一的需要，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以一种世界的视域为参照，在中华民国的民族——国家立场上对中国境内各族重新进行整合，推出一个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所以在辛亥革命结束后不久的1912年1月，孙中山即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明确表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满、汉、蒙、回诸地为一国，如合满、汉、蒙回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就是“五族共和”、“五族一家”的思想。随后他又提出“欲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各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冶，建设一大中华民族”。虽然“举汉、满等各称尽废之”有失偏颇，但“建设一大中华民族”则表明孙中山是在寻求一条更牢固的精神纽带以将各民族团结起、消除民族界限，让小民族主义彻底融汇成以“中华民族”为民族本位的大民族精神，从而从文化与精神上使各族在中华民族这一更高层面上产生民族认同感、归依感。他的理想是像美国融合各族而成而成美利坚民族一样，“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人民，而治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这样看来，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概念与传统的“华夏”、“汉族”等概念已相去绝远，它是在世界视野中对本民族之民族身份的定位、在建立民族国家主题下与世界潮流的迎合，也是标示民族群体意识觉醒、形成具有极大凝聚力与团结力之共同体的核心符号。

　　（四）反帝爱国的民族精神

　　反帝爱国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前面已提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正是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下萌发的。但孙中山基于现实的考虑，并非在革命之初便高举反帝大旗，他的反帝思想有一个由隐到显的发展过程。本文不拟历数孙中山的各种反帝言论的主张，而只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理解与反帝任务之长期性的思考略作梳理。

　　首先，孙中山对反帝与反满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有清醒认识的，可以说反满呼声已潜在包含了反帝诉求。清末政府不断丧权辱国，清廷已变为“洋人的朝廷”。所以孙中山说：“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故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庸奴误国”一语便是基于对满清朝廷已成为洋人帮凶，因此欲反帝不得不先反满的认定。于是他进而主张：“为之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明确说明“反满”是要解救“瓜分”之急。

　　其次，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全面、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有政治力、经济力、人口力的三重侵略。政治上中国毫无主权，且面临瓜分之急；而经济力的压迫甚至“较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所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振兴中国经济以抵抗帝国主义经济力之侵夺的构想。也正因为对帝国主义的深刻认识，孙中山认为“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应该叫做‘次殖民地’。 ……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另外，孙中山晚年还提出与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携手，一起反帝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