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成果的形成与发展(3)
辛亥革命网 2011-03-25 00:00 来源：民革陕西省委员会 作者：谢扬举 查看：
（一）对西方学的充分吸收
孙中山对西方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是十分推崇的，早年曾力倡：“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在世界历史上，引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兴起的恰好是这样一些基本要求，即在政治上追求对外的绝对独立、反对他国干涉等等。近代自由、平等精神之挺立，是离不开民族主义精神和民族独立运动的。人民主权和民族主权于是需要协同进步。
孙中山充分吸收了西方学者对“民族”与“国家”等概念的界定，并加以改造。比如他曾以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的方法对“民族”之内涵加以界定，认为民族由五种自然力形成，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几乎是直接来源于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民族之七特征说。达尔文进化论对孙中山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他认为《物种起源》一书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之巨著，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应该说进化论思想是十分符合民族主义中的民族忧患意识的，自然界“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原则，似乎也适用于民族兴亡问题。进化论与中山先生深层民族忧患意识的结合，使得他始终对民族思奋图强保持清醒的认识。在许多人认为反满业已完结，民族主义旗帜亦应收卷雪藏时，孙中山却高瞻远瞩，将民族主义赋予更深远之内涵，推陈出新，提出了永续发展的民族观。应该说如何使得民族文化绵延不绝，是世界各国值得请教中国的地方之一。他说：“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另外，俄国十月革命给孙中山提供了民族主义对建立民族国家之重大作用的现实素材。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也是面临内忧外患之境，孙中山认为，当时“最符合俄国人民心理者，莫如民族主义”，因为俄国反对强烈束缚之民族主义兴盛，才使得俄国人民焕发出极大革命热情，起而推翻沙皇统治并瓦解帝国主义的围攻。
（二）对传统资源的改造
在西方的比照下，孙中山对中国传统的民族思想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开始着手对传统资源尤其是家族、宗族观念等进行批判的改造：“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讲，我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孙中山认为可以用这种宗族观念作基础来恢复民族主义：“我们中国可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此外还有家乡基础，……若是拿这两种观念作基础，……，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我们可以把孙中山的这段话与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民族国家的理解相对照。李斯特认为在人与人类这个总体之间，还有一个中介，那就是国家。他认为并不是个人与个人直接发生关系，而是由个人组织的集团之间相互发生关系，每一个个人都是某一国家的成员，他的一切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所处的国家的政治威力，个人只有通过维护国家利益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个人利益首先是从属于某一国家的，民族国家的利益也就理所当然高于一切了。李斯特这里所谓“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指的是民族国家，而决不是类似中国社会的那种宗族团体，即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在个人、家庭、国家（或团体）和天下这四个层次上，西方人更重个人和国家，中国人更重家庭和天下。”孙中山也看出了宗族观念的局限：“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庭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因此“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就是迫使孙中山必须重新思考，重建现代中国国家与民族统一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