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军集团嬗变研究
辛亥革命网 2011-03-23 00:00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任保国 翁有为 查看：
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支重要力量的北洋军阀，其自身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而且折射出社会本身的嬗变。然而，由于辛亥革命的成果为北洋军首领袁世凯篡夺，导致革命的成就和影响大打折扣，因而使人们对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自身的变化认识不足。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近百篇，涉及到北洋军阀及其统治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各方面，但是，对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对北洋军阀的影响，以及此后北洋军阀的嬗变，学术界则缺乏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以期使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辛亥革命的作用和影响。
一、北洋军集团由君主制的维护者转向承认共和制
清末北洋军体系形成之时，是维护清朝封建君主制度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支持满族贵族统治的工具。可以说，北洋军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支持和维护清朝专制统治的过程。清政府编练北洋军的目的，是出于维护其君主专制统治。甲午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在全国哗然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再一次从事军制的改革，为编练新军提供了前提。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了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和北洋军的出现。因此，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尽管采用了“西法”，但其本质却与八旗、绿营及湘军、淮军一样，仍是维护清朝专制统治的工具。他在《劝兵歌》中要求士兵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教育士兵要效忠清朝。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北洋军的确成了支持清朝专制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1905年，北洋六镇的建立，标志着北洋军体系的形成，它被视为清朝维持其政权的基本军事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等人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校；1906年，学部正式推出了明确的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将“忠君”思想列在各项之首，在这种教育氛围之下的北洋军人，也就一时成为君主制的捍卫者。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南方新军大部分倒向革命，清廷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北洋军成为镇压起义的主要力量，对革命党形成了巨大威胁。北洋骨干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怀芝等人甚至联名通电，公开反对在中国实行共和制度，但是，这并不表明北洋军是清廷的坚决支持者。恰好相反，一个军事集团公开表态干涉政权，表明统治者已经失去了对它的信任和控制。事实上，在革命党与清廷的相互对峙中，袁世凯及其北洋军已经上升为“第三种力量”，他们的态度成为左右时局的砝码，他们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将获得更有利的形势。最后，由于袁世凯站到了革命党一方，从而加速了清朝的覆灭和共和制的建立。1912年1月26日，由段祺瑞领衔的46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清廷，要求其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给摇摇欲坠的清朝重重一击，加速了清帝的退位。清廷在1912年2月12日颁布的退位诏书中也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袁世凯在第二天也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声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军演变成为支撑中华民国招牌的一支决定性军事力量。由于它对君主制的否定及对共和制的承认，使封建的世袭君主制从此在中国难以立足。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北洋军从整体上对君主制的拒绝。不仅北洋军的上层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人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而且北洋军为数几十万，护国战争时，第一批派了几万人开赴第一线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当其准备增派第二批时，竟然再也拼凑不起来了。就是当时南北各地的普通士兵，尽管在政治认识上极其模糊，也对袁的倒行逆施表示反对，“不喜欢袁世凯既做总统，又勾结日本要做皇帝”。这也表明，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不论权势再大，最终必然是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段祺瑞一度民望颇高，粉碎复辟，“再造共和”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吸取其教训，后来的北洋军阀首领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不论权势再大，气焰如何嚣张，均不敢再以君主制而自为，被迫保持维护共和之名。当然，由于“此时民众对民主共和制度的认识，毕竟还很浮浅。主要是从直观的体验中，对民主共和政体的一种形式上的认同”。北洋军人对共和的理解水平，自然也十分有限。尤其北洋军人的上层中根深蒂固的“帝制时代的旧思想”的支配，使口头上支持“共和”的北洋军人，成为现实生活中破坏共和、推行专制的工具，“北洋军阀统治者力图用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法统对社会进行控制，以达到其专制统治的目的”。这样，北洋军从而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最终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