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湖南成为辛亥革命“首应”之区的原因(3)
辛亥革命网 2011-03-20 00:00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简婷 查看：
四、革命信息传递迅速
两湖地区地理位置毗邻，交通便利，信息传递便捷，是湖南首应不可忽视的原因。消息传递的媒介“首先是电报”，“再后是难民和革命党人”。湘鄂两省交通较为便利，武昌起义发生后的第3天，从武昌开出的第一条船抵达时，湖北革命的消息传到了长沙。为得到准确消息，湖南革命党人派专人到汉察看，刘文锦遣其弟“刘麦歧连夜乘车赶往武昌，向革命领导同志请示机宜”，“两日返回，带来多项具体指示，使长沙的革命同志立即加紧筹划起事”。湖北方面，武昌起义后的第3天，湖北派蓝综、庞光志携带文学社社长蒋翊武的信函到达长沙。由于焦达峰已去浏阳运动新军，蓝、庞二人先与陈作新相见，又与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闰会面，告知武昌起义和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已响应首义并被任为军政府民政部长等情况，促使谭延固向革命阵营靠拢。蓝、庞二人还出席了湖南各界代表在杨家山小学召开的秘密会议，介绍了湖北首义的盛况。为了履行10日内响应起义的承诺，湖南方面原决定于10月20日起义。但由于各地会党未赶到长沙，推迟至22日发动起义。
另外，电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1897年，一条连接湘鄂两省的电报线路建立。电报线的架设缩短了两湖的空问距离，“自鄂省新军首先举义，电传到湘”，新军即谋同时响应，随之湖南光复。从某种程度上，湖南首应是占据了信息方面的优势。自清政府借“新政”之名将电报事业收归国有，电报技术日益成为清政府对庞大帝国实现控制的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同时，电报的应用与发展，对于传播信息、更新观念、加速社会流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革命派正是借助于这一有效的传播方式，使得革命信息的传播迅速，革命动员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五、“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的熏染
湖南“首应”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湖南人天性直率、胸襟坦荡，更有一股敢拼、不怕死的蛮劲，这一特点决定了湖南“首应”之举的历史合理性。回顾中国近代，各个历史阶段都不乏卓立敢死的湖南人的身影，并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湖南人才群。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一批中国近代地主阶级经世派、改革派，代表人物如陶澍、魏源、贺长龄等都是湖南人，他们不再专注考据之学，以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为武器，主张对内改革弊政、对外抵抗外敌，严禁鸦片。魏源更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最强音，唤醒尚沉睡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人们；第二拨湖南人出现于洋务运动时期，面临“内忧外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人将经世致用之学付诸实施，开始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开中国近代化之先河。第三拨出现在维新运动时期，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代表，设时务学堂、办《湘报》、组织“延年会”，引领时代之先，谭嗣同更是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身逢乱世，湖南人敢死敢拼的性格特征使得他们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勇于出头。辛亥革命前，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壮举，早已为世人瞩目。因而，武昌起义后，湖南人首先响应也就不足为怪。
总之，湖南成为“首应”之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乃至性格特征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又有主观、客观方面的因素．既有历史的必然性，又有某种偶然巧合，诸多力量交织，最终推动湖南立下“首应”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