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报》与晚清满汉融合思想

　　晚清是一个政局动荡、风云变幻的时期，各种政治派别都争先恐后地利用报纸这一形式新颖、内容广泛、出版周期短、时效性较强的传播媒介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辛亥革命前后，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报热潮，据学者的初步统计，此间国内外出版的各种报刊达七八百种之多。《大同报》即是其中为数不多由少数民族创办的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1907年6月（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创刊，为月刊，创办者是当时在日本东京留学的满族宗室恒钧等人。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有恒钧、乌泽声、穆都哩、佩华、隆福和荣陧等。此报由东京大同报社编印，在北京发行，国内许多书店都有其经销处。“《大同报》创办后，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恒钧等人随即在北京创办了《大同日报》，与之遥相呼应，”《大同报》之所以引起时人的关注当与其产生的特定环境及其宣传内容密切相关，本文拟在晚清社会变革这一大背景中对该报纸所传播的满汉融合思想进行初步探析。

　　一

　　《大同报》是晚清资产阶级立宪派宣传其政治主张的重要刊物。其办报宗旨非常明确：一为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二为主张开国会以建设责任政府：三为主张满汉人民平等：四为主张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在满汉关系问题上，《大同报》倡导的满汉融合主张既受到晚清时局发展变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与创办者即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满族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政治立场密不可分。

　　清朝晚期，在西方列强侵略和争夺下，中国濒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这是促使《大同报》报人力挽危局，深刻认识满汉关系的重要社会原因。事实上，从19世纪80年代英、法侵略云南开始，西方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甲午战争后，只过了短短几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沿海重要港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为它们所攫取：中国的几乎全部国土被分划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从半独立国、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世乱则文辞盛，正是在清朝统治行将瓦解的形势下，开明的满族知识分子遂以报纸为武器，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制度。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各民族的利益休戚相关。《大同报》的创办者之一乌泽声明确指出：“国兴则同受其福，国亡则俱蒙其祸，利害相共，祸福相倚，断无利于此而害于彼之理。”他力主民族平等、融合，尤其重视满汉两族的融合，“满、汉风俗相浸染、文化相熏浴、言语相糅合、人种相混合程度较各族为高，关系较各族为切，则负救国之责任，尽国之义务，亦不得不较各族为重”。

　　《大同报》所倡导的满汉融合思想是创办者所持有的社会改良立场在其民族观中的具体反映，其思想主要来源于早期立宪派的民族平等融合主张。著名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对《大同报》的影响最大。杨度（1874年-1931年），字哲子，湖南湘潭人，曾留学日本。1907年，杨度创办《中国新报》，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在晚清民族问题上，杨度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其民族思想的核心是“五族共和”。他非常重视各民族的联合与融合，“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的目标。同时，他还指出：“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民族融合的关键是彼此间文化的接近。杨度的上述主张在留日学生，特别是满族宗室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以恒钧、乌泽声为代表的《大同报》报人所宣传的满汉融合思想就是对杨度主张的“满、汉平等，蒙、回同化”的“国民统一之策”的继承与发展。

　　二

　　《大同报》的创办者是经过西学熏陶的满族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他们深恶痛绝：对于以“排满”为重要特征的革命浪潮，他们强烈抵制，他们渴望民族振兴而又不愿失去自身的特权与利益。在晚清革命派主张“排满”、保皇派主张“排汉”这两种极端的思想宣传与动员之外，他们还强调满汉融合。概言之，《大同报》的满汉融合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密切关联的三个方面。

　　首先，《大同报》指出满汉之间并没有界限，满汉是同一民族，所谓“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乌泽声根据日本学者高田早苗的民族要素观，从言语、政治、职业生活、教育风俗、宗教、人种等诸多方面对满汉融合为一族的观点进行了阐释。如在语言方面，“初固有所谓满语汉语之别，相习已久莫不讲同一之语言。今且满人居于粤者粤语，居于楚者楚语、鲁者鲁语，居于晋者晋语，居于何处即能操何处之土语”：从人种来看，“吾中国满汉通婚于法律上虽开禁未久，于事实上则已数百年。……是以满汉至今日已成一民族而不可分为两民族。”不仅满汉如此，穆都哩甚至认为“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他还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人之所以是一个民族的原因，在《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一文中，他写道：“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因，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种之原因，则一缘于居于同一之土地，一缘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至于言语、风俗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从穆都哩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大同报》报人在寻求民族振兴的过程中，其所倡导的民族融合的“大民族”观无疑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否定与超越。正是基于这种“大民族”观念，《大同报》对排满、排汉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排满者力主共和，而于“中国之前途，人民之幸福，彼未尝一措意也”，排汉者“只顾一族之私利，不问国家休戚，真国民之蟊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