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5)

　　黄兴的政治见解与宋教仁相近，但两者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不完全一样。可以这样说，同盟会最初主要是以孙、黄为轴心建立起来的。从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成员来看，七十余人中，“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不过十人（其中还包括三个日本人），其他大多属于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成员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或与他们联系比较密切的长江流域各省革命知识分子。黄兴在这些留学生当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孙中山与黄兴的结合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黄兴对孙中山很尊重。他识大体、顾大局，在关键时刻能够坚决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和同盟会的团结。同时，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中，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表现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崇高品格。这些都是他高于宋教仁的地方。在武汉保卫战以前，他可以列为中间偏左；武汉保卫战失败以后，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立宪派分子和已经蜕化变质、甚至背叛革命的同盟会员，江浙一带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也不断对他施加影响，这些都使他的妥协倾向日益增长。但总起来说，他始终是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的，决不能把他列入右派。

　　章太炎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九○六年以前，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对清除保皇派的政治影响，都作出过重要贡献。《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苏报》案使地赢得了盛名，而他此后也就为盛名所累。他没有严于责己的习惯，更缺少能够正确解剖自己的武器。从与外界隔绝的监狱，来到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东京留学生界，他本来应该成为封建文化的批判家。但家庭的阶级烙印，旧营垒的长期薰染，以及极端傲慢的个性，严重地束缚了这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前进的步伐。他很自然地和以《国粹学报》为代表的这些刚刚从旧学营垒中分化出来而且与封建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的知识分子结合到一起。一九○六年以后，他虽然继续做了一些有益的革命宣传工作，但也散布了不少封建落后、虚无消极的东西。特别是在政治实践中，为经费问题对孙中山进行人身攻击，长期纠缠不休，最后终于闹成光复会和同盟会两个组织的分裂，影响极坏。因此，可以把他列为同盟会的中派，但有偏右的倾向。武昌起义后，他拥袁反孙，走向革命的反面，是有特定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国粹学报》周围那些人，除少数能够跟上时代步伐者外，思想大多偏右，不是好的革命者。至于象刘师培这样的人，虽然写过一些激烈文章，但骨子里是右的，所以很快就成为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是不折不扣的右派，不能与邓实、陈去病等相提并论。

　　还有以李石曾、吴稚晖等为代表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应该看作同盟会的右派。他们是一批资产阶级政客，貌似激进，实则投机。对于他们来说，革命不过是一种时髦，调门唱得比谁都高，但流血牺牲的事情却让别人去干。尽管他们吹嘘什么“经济革命”，“平民革命”、“劳动革命”，但实际上却拼命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建立革命政权，甚至反对孙中山（朱和中：《欧洲同盟会记实》。）。影响极为恶劣。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把持《新世纪》的那些头面人物。至于一般容易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虽然自我标榜无政府主义而实际上与无政府主义并不相干的人，其中确有一些为革命献身的英勇战士，那要另当别论，不能与吴稚晖等混为一谈。与巴黎《新世纪》遥相呼应的，还有东京的《天义报》。《天义报》的台柱子不是别人，正是《国粹学报》的创始人和主要撰稿者刘师培。一个讲普鲁东、巴枯宁。一个讲孔孟和周秦诸子；一个是从“左”的方面干扰革命，一个是从右的方面破坏革命。这两种人终于滚到一个泥坑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左派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核心力量，中派有一定的组织，右派则很有组织，这是同盟会以后涣散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同盟会既然有左、中、右的政治分野，那么它的内部到底有没有路线斗争？

　　“四人帮”的影射史学，捏造一个贯通古今的儒法两家路线斗争的荒谬模式，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包括辛亥革命史糟踏得不象样子，必须彻底批判，肃清流毒。但是，同盟会内部有没有路线斗争，这本身毕竟是个学术问题，应该通过讨论逐步找出正确的答案。

　　什么是路线斗争？英明领袖华主席精辟地指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集中反映”。根据我的粗浅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以前的历史来说，路线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政党、领导集团内部的集中反映。所谓集中反映有三层意思：一、它反映的是社会两个营垒、两条道路的重大斗争；二、斗争必定是十分尖锐；三、斗争双方的政治主张都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伟大的反右斗争中讲到路线斗争时，曾经提出三个问题，即：革命到底好不好？走哪条道路？应该由谁来领导？这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情况来看，在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也就是在它的中下层和上层之间，存在着革命民主与君主立宪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两个营垒、民族民主革命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反映，它涉及到究竟要不要暴力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政权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等大是大非问题。双方斗争十分尖锐、延续甚久，而且各自的政治主张都已经形成纲领、制度、政策，因此可以说是路线斗争。

　　但是，在同盟会内部，至少是武昌起义以前，很难说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

　　从现象看，同盟会成立以后，政见纷纭，争执不断。比较重要的争论有：会名和党纲之争、对改良派是否“许其调和”之争、经费问题之争、武装起义地点之争等等。这些争论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路线问题，如对党纲的争论涉及到政治路线问题，对改良派的态度涉及到策略路线问题，武装起义地点的选择涉及到军事路线问题，经费问题本来倒是意气之争，后来发展成为光复会闹分裂，就涉及到组织路线问题。但是严格地说，这些争执都没有形成正式的路线斗争。理由有三：一是这些争论仅仅涉及具体的个别的路线，并未涉及反清这个总路线、总任务；二是争论双方一般没有形成阵线分明的营垒，斗争并不十分尖锐；三是有时争论双方互有短长，很难说哪方代表正确，哪方代表错误（如武装起义地点选择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党纲问题之争是路线斗争，因为它涉及到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有的同志认为经费问题之争掩盖着路线斗争，因为涉及到要团结还是搞分裂这样重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