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4)

　　以章太炎为例，他不仅把反满与反对封建王权结合起来，而且还把反满与反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主义压迫结合起来。甚至到一九○八年夏天，尽管他与孙中山的裂痕已经与日俱增，但对《民报》六条主义中最后两条的解释仍然是颇有新意的。他说：“所云‘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者，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国政府必不赞成，唯列国之个人为可。所云‘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者，已明仞不维持世界之伪平和。真正平和云何？曰：使欧美人不得占领亚洲，使亚洲诸民族各复其故国而已。此条主义，往日尚未宣明，今仆始有意发扬之。”(太炎：《答祐民》，《民报》第二二号。)试问，如果他真是一个明朝遗老式的老古董，能够对国际形势作出如此明确的分析，提出这样强烈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张吗？在民权主义方面，他的思想水平远远落后于孙中山，但也并不是主张向封建专制倒退。有的同志抓住《代议然否论》中“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这句话便大做文章，说章太炎一九○八年前后已经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恐怕有点牵强附会。因为，《代议然否论》的主旨无非是反对实行议会制，而主要矛头又是指向清政府的假立宪（《代议然否论》后面附有《虏宪废疾》六条。）。议会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政体，但并非唯一的政体。作者说：“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故以为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院则非。”根据“恢廓民权，限制元首”的原则，他主张行政、司法、教育三权分立，总统只管行政、国防并充当外交代表，政府予算要公布，加税要取得人民同意，缔约、宣战要经过各县人民代表“与政府抗议”。此外还要保障人民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作者在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体主张之后，归结说：“如上所述，此政体者，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谓之专制，亦奇觚之专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这段话的意思本来很清楚，怎么能够解释成作者反对民主共和、拥护封建专制呢？至于民生主义方面，情况比较复杂，但章太炎自从与孙中山结交，直到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拥袁反孙以前，他都是主张平均地权的，只是办法与孙不同。有的同志说，章太炎反对“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所以他讲平均地权是假的。但类似的话，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也曾说过，我们怎能要求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正式提出“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这样彻底的土地革命主张？如果说章太炎提出的那套限制田产办法解决不了土地问题，那么孙中山的定地价、单一税等等也同样行不通。所以孙中山以后追述他与章太炎的分歧时，指出：“两党（指同盟会与光复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生之说稍殊耳。”（孙中山：《致陈炯明电》，《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这种看法比较实事求是，说明孙、章之间在武昌起义以前的分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分歧。

　　在赞成反清而又标榜“国粹”的这群知识分子当中，确实有些人封建思想更为浓厚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比较淡薄。例如《国粹学报》的主持者邓实，就把反清斗争理解为：“是则吾儒所以致命遂志、杀身成仁、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不刊之大义也。”（邓实：《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三期。）在他写的许多文章中，怀古过于求新，缺少章太炎早期政论文章那种比较强烈的革命批判精神。他狂热地鼓吹：“故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九期。）这种迂腐的调子与当时的民主革命时代潮流显然是不协调的。还有一个南社的创始人陈去病，他可以列入鲁迅所说的那一种人：“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宫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鲁迅：《关于左翼联盟作家的意见》。）所以无怪有人说他只相信“一民主义”（即“反满”）。

　　能不能说邓实、陈去病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就是地主阶级反满派呢？也不能。一、说他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比较淡薄，但不等于说他们完全没有这种思想或反对这种思想。即令是邓实这样的古学崇拜者，他也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是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继续，反对独尊孔学、罢黜百家，并且注意把自己提倡的“国学”与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君学”区别开来。他说：“学在利君而不利民（儒者之学对君言者十之七八，对民言者十之二三），故下流社会罕受其益。学在专制而不能包容，故九流诸子皆归罢黜，而无与比观争胜，是则儒学末流之弊也。”（邓实：《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三期。）可见，从主观愿望来说，他还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改造儒学，只是由于缺少有力的思想武器，以致自己以后反而成为儒学的俘虏罢了。陈去病也是一样。革命准备时期，他曾提倡过文化教育的资产阶级性的改革；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又始终追随孙中山进行反袁斗争。这些都说明，他的头脑中还是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满与革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章太炎、邓实、陈去病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大多经历过从封建士大夫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变，接着又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转变的思想发展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反满思想和反满宣传是随着自己革命倾向的加强而不断升级的。我们在研究这些人的阶级属性的时候，必须把反满问题放在他们政治活动的总体中来考察，才可以获得比较确切的了解。三、不管这些人主观上以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自命，他们的思想既然有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因素，又直接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行列，就不能再把他们看作地主阶级反满派。

　　有没有完全缺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反满士绅参加了革命行列呢？有的，但武昌起义以前为数不多，而且主要是会党头子。即使是这些人，他们也程度不同地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而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看，也很难说他们曾经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有一个明显的原因，即满汉地主阶级在长期镇压人民起义的基础上，已经结成比较稳定的反动联盟，而且都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这是从整个阶级来说，不排除有少数爱国士绅的存在）。到二十世纪初年，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他们与满、汉等各族人民的尖锐对立，已经远远超过他们之间的权利争夺。因此，在地主阶级内部，就难以再次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反满派别。至于那些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或有转化愿望的地主分子，他们参加反满斗争已经具有新的阶级内容，自然更不应该简单地称之为地主阶级反满派。

　　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提法既然都不确切，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说明同盟会内部的政治分歧呢？在这里，还得重温毛主席的教导：“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二八页。）在同盟会内部，同样存在着左、中、右的分野，而区分左、中、右的标准则应着眼于“民主主义各种程度上的差别”（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五四三——五四四页）。列宁提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存在着“民主主义各种程度上的差别”和“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上的区别”。我认为，区别同盟会内部的左、中、右分野，应根据前一“差别”；而区别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野，则应根据后一“区别”。）。当然，这种左、中、右的政治分野，是在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同盟会内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确实是存在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最坚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原则最忠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承认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和同情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他们是同盟会的左翼，也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左翼政治代表。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而且没有单独组织起来。孙中山虽然是同盟会的领袖，但他的政治主张并没有被人们全部理解和接受。

　　以宋教仁等为代表的多数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治方案是很信仰的，对于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反抗也是比较坚决的，但是对改良派和以后对袁世凯的斗争不甚坚决，表现出容易妥协的倾向。这些人在“平均地权”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持保留态度，缺少孙中山那样的激进色彩，因此可以看作同盟会的中派，而实际上又是同盟会的主流派。他们的政治活动力高于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他们组织的共进会对于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发展很有贡献；但这个团体不仅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而且在东京另行设立一个领导机构，对同盟会总部表现出明显的分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