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6)
辛亥革命网 2011-03-14 00:00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章开沅 查看：
甲午战争的惨败证实了维新思想先驱者的远见卓识。于是，康有为明确提出变力问题，即所谓“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缺少如同彼得改革那样的“雷力”。康有为不仅强调变革的力量、力度，而且还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辨析力的素质。他认为，凡能实现变政者，必然是“才武、志深、力雄、气猛”，所以能锐意改革，推移旋转，举重若轻。而同光新政之所以失败，则由于主其事者“才文、志浅、力薄、气弱”，所以因循苟且，难以成事。
维新派批评洋务派缺乏“才武”的气质，可是他们自己却没有如同洋务派那样能够直接掌握武装。他们把寻求更大变力的希望寄托于两方面，一是皇帝，二是民间。他们仍然是君权主义者，但他们力求把强大的君权化为推动变革的伟力。康有为劝光绪皇帝，要像大彼得那样，做大有为之君，“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其武勇，破其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阻挠大计之说”，这样才能“雷动霆震，万法并兴”。（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戊戌变法》（3），第1—2页。）为了争取皇帝，他们与帝党结成同盟，极力向后党争权。同时，他们又寄希望于民气、民力，努力举办各种学会，出版报刊书籍，借以启迪民智、组织力量，推动变法。平心而论，维新派在宫廷内部与社会动员两方面的工作，都比洋务集团出色；加以他们具有较明确的政治思想与变法纲领，所以从变革的力量与力度两方面都超过了洋务运动，尽管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戊戌变法旋起旋灭的原因很复杂，如果仅就变力的角度而言，则主要是没有也不可能与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结合起来，他们所依靠的民间力量只限于数量有限的开明绅商与刚刚形成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他们所凭借的帝党并无多少实权，特别是手头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而且也不是什么有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因此在关键时刻便抵敌不住后党——淮系同盟的闪电般反击。
不过，戊戌维新毕竟从思想上、组织上、骨干上，为后起的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准备，也可以说前者为后者开辟了道路。六君子的血使年轻的革命派醒悟，他们不再对皇帝寄予幻想，决心推翻整个腐败的王朝，因而决心联络人数更为众多的下层劳苦群众，用暴力革命来改变社会制度。孙中山在革命活动的初期，主要是联络华侨与会党，同盟会成立以后则以进步知识分子、新军、会党为主干。用杨毓麟的话来说，就是由“中等社会”（知识分子）“提携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在20世纪最初10年，以新式知识分子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中等社会”力量确实有明显的增长。他们组织了革命政党，提出了政治纲领，并且在一部分有组织的下层群众（会党、新军）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宣传动员工作，所以辛亥革命在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空前交相激化的有利形势下，得以一举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推动中国近代化又大大迈前了一步。但是，革命派在发动群众方面却主要限于部分会党、新军的联络，而在启动农民伟力的艰巨任务面前踌躇不前。因此，作为变力而言，辛亥革命的力量与力度仍然是有限的，其变革的效果大多也限于表层，而很难掘翻旧社会的根基。这就是孙中山在五四运动以后所认识到的，“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为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我们既经要改造中国，须造成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象工师建筑伟大房屋一般，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所挖出的陈土须远远搬开”。（孙中山：《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475页。）
当然，孙中山所讲的尽管已深入一步，但实际仍然并未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因为他只看到军阀、官僚、政客这些社会集团，而未能辨析产生这些社会集团的根源。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等领导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样才由表及里，更为深刻地弄清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也找到了彻底变革社会的力量源泉，于是才最终埋葬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整整150年了。尽管国际局势与中国社会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先驱者们反复思考过的愤悱、讲画、变力诸问题，至今仍可作为历史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