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2)

　　因此，魏源谋求人心“违寐而觉”，实即整个民族的觉醒。他不仅主张“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而且主张向西方学习：“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风气”与“智慧”实即民族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素质。愚昧的民族很难实现整个民族的觉醒，也很难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因此便需要启蒙（“祛寐”）与反思，把人民的觉悟与智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道光洋艘征抚记》（下），《圣武记》。）“过时”就是落后于时代，悔就是醒悟，改就是去弊存利，革故鼎新。这样，魏源从愤悱出发，通过提出“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这一光辉的命题，已经把对于外来侵略的反应从感情层次提高到理性层次，并且已经接触到近代化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所谓“亦可补过于来时”，就是希望中国在未来的岁月赶上西方先进文明的步伐。

　　我们说愤悱通向感情与理智的结合，这决非是望文生义，因为魏源在《默觚》中提出的“才情”一词，也是主张感情与理智的结合。他认为：“才生于情，未有无情而有才者也。慈母情爱赤子，自有能鞠赤子之才；手足情卫头目，自有能捍头目之才。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小人于国、于君、于民，皆漠然无情，故其心思智力不以济物而专以伤物，是鸷禽之爪牙，蠭虿之芒刺也。”（《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5页。）魏源所说的情不是单纯的感情范畴，尽管他举的是慈母、手足的例子，但已提出“于国、于君、于民”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前提，而在这一点上“情”与“愤悱”便是相通的，其本身也带有理智的成分，而且已经进入伦理范畴。魏源的这些精彩议论，使我们想起比他晚生44年的日本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后者在其名著《文明论概略》中曾提出与“才情”遥相对应的“智德”一词。福泽谕吉认为：“智德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发挥其功能”，并且更加强调智的重要作用：“智慧不仅能增加道德的光辉，而且还能保护道德，消灭罪恶。”福泽渝吉比魏源离开传统的道德中心主义更远，他的“智德”论与“脱亚论”一同推动了明治维新的进展。由此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魏源泛释“愤悱”、“才情”二词的社会历史意义。

　　当然，在19世纪40年代，魏源与其阶级本体之间的思想差别还只能说是大同小异，而且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维新思想先驱者是相当寂寞的。“月前孤唳为谁哀，无复双栖影绿苔。岂是孤山林处士，只应花下一雏来。”（魏源：《悼鹤》，《魏源集》下册，第838页。）他们心灵痛楚的浓郁与深沉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沉潜思考与孤独呐喊在稍后的岁月里逐渐产生影响，而且引发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维新潮流，其结果便是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关于这一统绪关系，王韬的《扶桑日记》曾有明确表述。1879年王韬访问日本时，著名学者重野安绎称赞他对海外情况的了解比魏源深切；王韬回答说：“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袭皮毛也。”重野安绎则认为：“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继起，而后此说为不孤耳。”实际上，继起者也并非只有王韬一人，还有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而对于后起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来说，王韬这一代人也无非是进化序列的中介层。

　　与魏源、林则徐等发其端绪的进步潮流相对立的，是在朝野都占统治地位的顽固守旧潮流。外来侵略的刺激、未能促使他们走向警醒、省悟与革新，而狂热的民族情绪反来淹没了他们有限的理智。以其中代表人物大学士倭仁为例，他在1867年春上奏反对设同文馆，认为国家“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反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7卷，第24页。）这些守旧势力的指导思想就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魏源倡导的“师夷制夷”，还是以后流行一时的“中体西用”，都是“变而从夷”之邪说，至于康有为等人提倡的维新变法，竟然敢于要求变千百年祖宗之成法，那更是大逆不道。这股顽固潮流，到义和团运动时期更发展到极端，变成仇恨一切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笼统排外主义，支配其行动的是狂热的仇外情绪，已经毫无理智可言。早在20世纪初年，有些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已经看出症结之所在：“彼无意识之排外虽甚剧烈，其发念不过从耳目接近之忿恨点而起，而非从爱国心之点起。故虽讲尊亲之学深厚如徐桐，尚不知割台湾、租胶岛、借旅顺广（州）湾为何物，惟使馆市街有侵其府第一寸土者即忿忿不能平。适拳民亦妒教士之势横，两盲同意，二聋联盟，遂决欲铲除东交民巷使馆，及烧毁四牌楼教堂，以为如此外人即可莫予毒。呜呼！此即挟民族主义之国民举动乎？扶清者，仅扶东交民巷及四牌楼；灭洋者，仅灭公使馆及天主堂，如此彼尚知国家国民为何解乎！”（《箴国民》，1903年5月8日《苏报》。）“两盲同意，二聋联盟”的说法虽然过于尖刻，却道出了丧失理智的笼统排外主义的真谛。劳苦群众与统治者本来是对立的阶级，可是在瓜分惨祸迫在眉睫与仇外情绪空前高涨之际，却在一定时期内走上一条道，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遭到扭曲的命运。这就是两个世纪之交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民族大悲剧，而又从反面验证了魏源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愤悱”二字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