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中韩文化交流(2)

　　壬午这一年，张謇还不满30岁，也没有一官半职，连举人都未取中，而且是第一次走出国门。但他在朝鲜文士群体中周旋，却如鱼得水，相处颇为融洽；虽然语言有所阻隔，但却可以借助笔谈相沟通。在短短一个多月期间，张謇在这个东北邻国朝野人士中赢得很高声望，主要当然是由于他对朝鲜平乱和善后的正确决策提出颇具识见的建议，而其个人在品格情操和文化素养两方面的魅力也起了重要作用。连朝鲜国王都曾经想把张謇留下来，以“宾师”之位待之，可见器重之深。七月二十四日，国王曾以酒馔赏赐劳苦功高的张謇。八月二日张謇撰写《谢还朝鲜国王酒具启》报之，文云：“往拜大王盛纂之赐，今见盛酒磁盎，尚在军中行厨。列讯庖丁云：比还役仓卒遗此。ｓōｕ＠①上宫之履，既审辨乎是非；还合浦之珠，且叙明其来去。反璧为例，削简增惭。”[1]（光绪八年八月二日）虽然是漏还一件宫中酒器，亦必说明原委并及时送回，这说明张謇颇知维护庆军和国家的形象，而谢笺典雅凝重，言简意深，可以看作是他留给朝鲜的壬午之役纪念。八月十一日，张謇即将束装回国，国王又赐以三品官服。张謇接受了并作笺致谢，但他并非是接受其官爵，而只是作为朝鲜礼制文物加以珍藏，以后送交南通博物苑陈列，作为中韩友谊的象证。　次年(1883)张謇再次来到汉城庆军营中，公务之暇曾为金石菱所撰《谭屑》一书作序。文云：“即岁孟夏，载赋东征。寻之燕栖，赓队ｈｕāｎ＠②于鸿雪。感慨人事，怊怅功名。既ｋｕǎｎ＠③于歌，复进商其著录。《谭屑》二卷，则参判有得之微言，而冥通于释老者。夫五世界在在贪痴；三乘便门，谁谁觉悟。参判以维摩之善病，工蒙庄之寓言。满谷满山，道无坠不著；在鸟在兽，词缘物以成声。”[3]我未见过《谭屑》此书，但可想见是与《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之类讽喻文字结集，而且作者在付梓之前还曾与张謇等挚友有所讨论。

　　在此期间，张謇保存下来的诗作还有《书朝鲜赵玉垂参判冕镐异苔同岑诗卷后》、《调玉垂逸妾》、《书朝鲜近事》、《送黄李二生归江原道》、《招隐三首赠金石菱石菱筑三思亭，期十载后归隐，索诗为卷，感而赋之》等诗作。其中赠黄李二生诗云：“时事江河下，纷纭口舌争。上书空涕泪，当路有公卿。白璧珍缄ｊｕé＠④，青山迟耦耕。即看齐二隐，愁甚鲁诸生。”对朝鲜局势和爱国志士的怀才不遇，表现出异常的关切。

　　离开朝鲜之前，张謇应石菱子敬献之请，作一律与之。诗云：“忆昔初冠日，公庭举茂才。淹迟雄剑合，沦落爨琴灭。幕府因征伐，尊公与往来。风云激深感，期子凤翎开。”[1]（光绪九年八月二十五日）除感慨身世外，还追述了与石菱结交的经过，并且对朝鲜青年一代寄予期望。

　　二

　　张謇自1883年冬天回国以后，再未去过朝鲜，但他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关心朝鲜的不幸境况，并且与一些韩国友人保持着联络。这些联络大多是为了策划如何挽救朝鲜的危局，但也有一部分属于文化范畴。

　　其中最感人的就是他与韩国诗人金泽荣终身不渝的诚挚友谊。

　　金泽荣于韩熙伦王元年(1850)生于朝鲜开城府东部。韩光武帝二十八年(1891)会试中进士，先后任议政府主事隶编史局、中枢院参书官兼内阁记录局史籍课长、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等职。甲午战后日本加强了对朝鲜的殖民统治，1905年实际上已加以吞并。金泽荣愤而辞官，携妻女从仁川乘船来华。张謇曾记其事云：“甲申既归，遂与沧江睽隔，不通音问。阅二十年，忽得沧江书于海上，将来就我。已而果来，并妻三人，行李萧然，不满一室；犹有长物，则所抄紫霞诗刊稿本也。”[2]仓皇出走，行李萧然，却不忘随身携带手抄的申紫霞（纬）千余首诗稿，真可以称得上对文学的痴迷。张謇同情其悲惨遭遇，更钦佩其品格高尚，便安排他到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任编校，并购买房宅于东濠河之侧供其居住。由于书局对他的照顾，编校工作并非繁重，大部分时间还是用于自己的学术撰述。

　　沧江在生活稍得安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从事申紫霞诗集的编辑。1906年冬选定清稿，1907年由翰墨林书局铅印线装（二册），共印一千部，几乎全被朝鲜购去，可见紫霞诗之受韩人喜爱。张謇为之作序云：“沧江于紫霞之诗，可谓有颛嗜者矣。比与余书：子方劫劫然忧天下之不活，而仆忧一诗人之不传，度量相越甚远。余语沧江：活天下难，若子传一诗人亦不易。相与大笑。”盖以沧江工资收入不丰，自行编选刊印申紫霞诗近千篇，其艰难可想而知也。张謇序文的结语是：“紫霞之诗，诗之美者也，沧江学之而工，而辛苦以传之不迂。独念金参判（允植）年过70，以孤忠窜海岛，不能复有握手谈诗之一日。见沧江所编紫霞之诗，得毋有人事离合相形之慨也乎！”[2]两度朝鲜之行始终是张謇难忘的记忆，特别是对那些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韩国挚友，张謇更满怀思念之情。

　　但金泽荣（沧江）更多的精力却是用于编写韩国历史。据南通市图书馆和博物馆合编《金泽荣撰辑书目》（以下简称《书目》），先后印行的有《韩国历代小史》（十三卷，1915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四册）、《韩国历代小史》（二十八卷，民国年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九册）、《韩国历代小史》（二十八卷，正误本，1924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九册）、《韩国历代小史》（最后正误本，民国年间翰墨林书局铅印线装）、《校正三国史记》（五十卷，1916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四册）、《新高丽史》（五十三卷，目录一卷，系郑麟趾《高丽史》的增修本，另有《正误》一卷，1924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十四册）、《朝史綮》（六卷，1914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三册）、《高丽季世忠臣逸事传》（一卷，民国年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重编韩代崧阳耆旧传》（二卷，1920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金泽荣）年略》（一卷，民国年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等。

　　金泽荣勤奋撰史之用心良苦，张謇对此也理解甚为真切。其《韩国历代小史序》云：“今李氏朝鲜忽焉墟于邻，并其三千二百余年之国社斩矣。金君沧江当其国是抢攘之际，尝一试为史官。度与其志与所学拂戾不能容，而国将不国，乃独懔坚冰且至之，本其生平崇敬孔子之，挈妻子而来中国，以为庶几近孔子而中国居也。既至，不十年，国遂为人摧践以亡。而祖宗邱墓所在，故国禾黍之悲，耿耿不忘于君之心。于是始终李氏朝鲜之事，成《韩史綮》。居数年，以其书合之于前所作《韩国历代小史》为一书，以仿虞书冠尧典之义。甚矣！君之用力勤，而其志可悲也。庄生有言，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嗟乎！此以人而言。言乎国，则謇独以为哀莫大于史亡，而国亡次之。国亡则死此一系耳，史亡不唯死不幸绝之国，将并死此一国后来庶乎有耻之人。金君叙一国三千二百余年事，可观可怨可法可者略备矣。谓以供人观怨而法戒，如是焉差可也。韩之人抱持纶一旅楚三户之志者伙矣。哉！读金君书，其亦有然而思，瞿然而忧，ｊú＠⑤ｊú＠⑤然困而弥厉者乎！”[4]把历史看作国魂之所寄，把史亡看作比国亡更为悲哀，把撰史看作维系民族精神的大业，把史书看作鼓舞民心寻求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这是张謇与金泽荣共具的卓识，而也正是中韩传统文化互相契合之处。

　　除史书撰辑外，金泽荣还整理、纂辑、出版了若干有关韩国文化的书籍，如《丽韩十家文钞》（十一卷，1915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二册，十家指金富轼、李齐贤、张维、李植、金昌协、朴趾源、洪周、金迈淳、李建昌、金泽荣）、《梅泉集》（七卷，续集二卷，黄＠⑥撰，金泽荣选，1911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四册）、《重编朴燕岩先生文集》（七卷，朴趾源撰，金泽荣评，民国年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二册）、《崧阳耆旧诗集》（二卷，1910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古本大学私笺》（六卷，1918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等。此外，他还曾辑《箕子国历代诗》四卷，共收85人，诗230首，并附各作者小传，惜未及付梓。其用意也在于保存与弘扬韩国文化精粹，借以维系与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