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学术视野，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3)

　　最近几年，辛亥革命研究表面上似乎有些冷落，主要表现为一些辛亥革命研究者转向其他课题的研究，如曾经热闹数年的文化史研究以及刚刚兴起的现代化研究等等。但从深层和长远来看，辛亥革命研究仍在继续发展，并且正在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

　　譬如，在理论方面，挑战首先来自海外，盛极一时的形形色色的“绅士运动”说，乃至对于传统“国民革命”的若干新的诠释，都促使我们对长期以来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资产阶级革命”说重新加以考察与探究。国内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的若干重大争论，也涉及到有关辛亥革命史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关于这次革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长期以来似乎已有定论，但一经深入探讨却发现问题甚多。例如，直至20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究竟有无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理解封建性、买办性、垄断性？与此相应的问题是，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有无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区分，区分的标准又是什么？过去，许多人习惯于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当作立宪派的社会基础，把这个阶级的中下层当作革命派的基础。可是，现在怀疑产生了，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究竟有无上层与中下层的明显分化？如何区分这不同的阶层？一些西方学者乃至我国台湾学者把问题提得更尖锐：当时在中国大地上到底有没有一文明确的社会力量称得上是资产阶级？相应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资产阶级的形成，形成的条件与标志是什么？对于这一连串问题，仅仅从历史现象作就事论事的简单答复是无济于事的，也需要从理论上，特别是在理论与史事相结合的基础上，作更为客观、深入、细致的探索，才有可能获致若干比较确切和令人信服的答案。

　　史学贵在通识，通识首先是理论素养，不仅需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哲学，而且还要有不断更新校正的方法论。然而通识又决非是泛论、空论，它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文化素养，更需要善于对历史作通盘考察或所谓宏观研究。我国前辈学者常说的会通、纵通、横通、中外古今法、东西南北法，都无非是这个意思。有经验的学者都懂得，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卓有成效的专门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若乏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见木不见林。辛亥革命史研究既要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也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应该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加入文化史与近现代化研究的探讨，乃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把较广阔的视野与较联贯的史实，带回到辛亥革命史研究。

　　从上下延伸来说，辛亥革命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戊戌、辛亥、五四之间的纵向联系，前后之间的批判继承；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发展的全过程与20世纪初年的阶段特征，中国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关系之间的联系与矛盾；“排满”的历史渊源，“排满”对于“夷夏之辨”传统观念的改造制作过程，“排满”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清代官制与前代官制的异同，清末新政官制改革与政治体制近代化的关系；清末学制与前代学制之异同，清末学制改革与教育体制近代化的关系；经学发展的脉络，清末经学如何走向衰微，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间的冲突与依存关系；诸如此类。这些纵向方面的问题，尽管已有一些学者多年从事研究，但应该承认还远远没有臻于成熟，更缺乏堪成体系的成果。

　　从横向会通来说，可以而且需要做的工作更多。把辛亥革命放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总体之中来考察，过去只有寥寥几篇文章。与以英、法为范型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研究，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近代民族运动的比较研究，从事者亦为数不多。法国学者认为辛亥志士对西方民主“误解重重”，日本学者直指辛亥思想先驱接受的西方政治学说实系东邻的仿制品，并非货真价实的西方原型，对于这些疑难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回答。作为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中国资本主义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无时无刻不受到世界经济风云变幻或多或少的影响，日本学者已有诸如国际银价跌落与清末币制改革之类的课题研究，而我们的工作在这方面空白之处尚多。至于中西社会结构（包括经济、阶级、意识形态诸方面）的比较研究，文教科技的比较研究，民族关系的比较研究，以至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宗教流派及其影响等等方面的比较研究，都有大量的课题需要加以探讨，尽管存在着很大的难度。近几年来，我国研究世界史的一些学者，逐步突破学科界限，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或者将中外历史的某一侧面作横向的比较研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颇有新意，足以使我们受启发。

　　当然，在强调会通的同时仍然需要继续加强专题研究，因为前者毕竟要以后者为基础，而两者之间又具有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的关系。专题研究对于会通来说，仿佛是局部之于整体而又不完全如此。决不能说专题研究之中就不需要会通，也不能不承认，有一些会通综论研究的本身就带有专题研究性质，或者是一系列专题研究的综合。从总体布局来看，与政治史相比较，当前经济史与文化史更加需要专题研究，因为后二者的基础比较薄弱，如果过份强调综合研究难免会碰到许多暂时还难以排除的拦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