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日“间岛”交涉述论(3)

　　日方就安奉铁路改良工程向清政府发出照会的次日，清政府就表示让步，外务部就六案交涉提出了妥协节略，节略表示，如果日方在延吉一案上能满足中方的愿望，则愿在新法铁路各案上对日本竭力让步，如缓议新法铁路、以大石桥支路为南满支路、中日合办抚顺烟台煤矿、安奉铁路沿线矿务中日合办等（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106页，107页，127页，201—203页，203—209页。）。8月13日，日方又提出了对东三省六案的具体意见。关于新法铁路，要求清政府承诺“南满洲铁道期限未满以前，不与日本政府预先商议不得铺设与该路并行或竞争之干线支线”；关于大石桥支线，除认作南满铁道支线外，允将最未端之停车场移设近于营口之地点，关于抚顺烟台煤矿，应按日俄和约改归日本所有，所产煤炭应享有最惠税；关于安奉铁路沿线矿务，除抚顺烟台煤矿外，订立合办章程；南满铁路干线沿线之矿山也一律办理；关于京奉铁路，延至奉天城根，两国合办车站或相互连接铁路；关于“间岛”问题，要求清政策承认该地方日韩两国人杂居及营业，不强制其改良风俗，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下泉津、铜佛寺等六处为通商地，日本可于该地设领、设警，保护管理杂居韩民，中国政府不能妨碍图们江及其他中韩地方的交通贸易，并将吉长铁路延至朝鲜会宁（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106页，107页，127页，201— 203页，203—209页。）。

　　清政府与日本在上略节略的基础上，又经过一些折冲，于9月4日就东北三省六案签定了两个条约，即《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和《东三省交涉五案条约》。前一条款规定：“以图们江为中朝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起至石乙水为界”，日本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及文武人员，在缔约后两个月内应由江北撤尽；中国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四处为商埠，缔约后两个月日本即可在各商埠设立领事馆；在图们江北垦地居住的朝鲜族居民，归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但在审判牵涉这些居民的民刑案件时，日方“可任便到堂听审”，其“人命重案”，则须先知照日本国领事官到堂听审”；如日方“能指出不按法律判断之处，可请中国另派员复审”；中国将来按吉长铁路办法将该路办法将该路展造至延吉南边界，在会宁与朝鲜铁路连接，至于何时开办，由中国酌量情形，“再与日本商定”（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601—602页。）。后一条约规定：中国如筑新法铁路，应与日本“先行商议”；中国承认大石桥营口铁路为南满铁路支路，并同意将该支路末端展至营口；中国承认日本开采抚顺烟台两煤矿之权，该矿向中国缴纳的各种税及运煤出口的税率，应照“最惠之例”征收；安奉铁路沿线及南满铁路干线矿务，除抚顺烟台外，统由中日两国人合办；京奉铁路展造至奉天城根之事，日本“允无异议”，具体办法另行商定（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599—600页。）。这样，日本通过蓄意制造“间岛”问题，以该地领土主权为筹码，逼迫清政府在有关东三省南路及其它路矿利权问题上向它屈服，虽然清政府通过艰苦的外交谈判确立了延吉主权，但为此亦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

　　吴禄贞、宋教仁在“间岛”交涉中的地位和作用

　　吴禄贞、宋教仁同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同的是，吴在清政府地方机构中担任官职，而宋则因从事反清活动在日本躲避清政府的通缉。尽管身份迥异，但两人在“间岛”交涉中担任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吴禄贞早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熏陶，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革命者和爱国军人。“间岛”交涉前后，吴禄贞为捍卫延边地区的领土主权，在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争取和平解决这一悬案作出了卓越贡献。有学者曾从下述几个方面论述了吴禄贞在“间岛”交涉中的地位。1.调查延吉界务。中日交涉之前，吴禄贞受徐世昌委派，率领8人赴延吉调查界务，历时两个多朋，后绘制延吉地图，详细载明延边地区地理形势，山脉走向及江河源流，此图转送外务部，成为中日交涉的有力凭证。2.担任边务帮办，组织边防建设。吴禄贞虽职务位于陈昭常之下，但实际负责处理边务公署的全盘事务。吴任帮办后，着手建立机构，加强政权和军事建设，维护地方治安，整顿防营，奏调新军，加强边务力量。吴禄贞还注意到延边地区农业、林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主张采用屯田垦荒的办法建设边疆，以抵制日本的殖民政策，遏制日人在延吉地区的渗透。3.抵制斋藤侵略者在延吉地区的不法行径。吴禄贞主持的边务公署处在“间岛”交涉一线，经常与斋藤侵略者发生直接对峙。斋藤曾赴边务公署强迫吴禄贞收回告示，说“图们江北应否属清属韩，两国政府正在交涉”，必须更改“图们江北一带为我国家重地，边圉要冲”的声明，吴严厉反驳道“图们江为清韩天然国界，有两国历史及旧时志书图说可证”，“今日之交涉，乃贵国无端生事，非国界真有不明也”，“今日既生交涉，则我负此边务责任，对于人民，措施更不可稍涉合混”（注：《东三省政略》第二册，第39页。）。针对斋藤擅捕延吉居民，越界修筑道路等侵略行为，吴禄贞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推持了“间岛”地区中日相持的基本格局，为最终解决界务纠纷创造了前提条件。4.撰写《延吉边务报告》，为外务部代拟答复日本的《逐节申请辩节略》。1908年4月， 吴禄贞根据调查资料和史籍记载，撰写《延吉边务报告》，报告详细地论述了延吉地区的历史治革，中朝界务纠纷的由来，揭露了日本在“间岛”问题上的谬论，论证了该地区为清朝的领土。1909年2月， 日使在外交照会中宣称“能将延吉地方认明中国有些领土权，”但是，中国必须“于他项问题和商通融办法”（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106页，107页，127页，201—203页，203—209页。），吴禄贞作为外务部顾问，会同周维桢起草了关于中朝界务的长文节略，节略引证了大量中外文献，包括日本参谋本部所著《满洲志》及日人守田利远的《满洲地志》，批驳了日本在界务问题上制造的种种伪证。这篇节略在对日交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方不得不承认延吉地方是中国领土。（注：参见吴忠亚：《吴禄贞与所谓“间岛”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徐凤晨：《吴禄贞与延吉边务交涉》， 《东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宋教仁则是以另一种方式介入“间岛”交涉的。1906年5月， 宋教仁在日本一份《商业界杂志》上看到题为《鸭绿江源流的独立国》的文章，介绍所谓“间岛”地区的地势、物产及马侠韩登录的情况，由此萌生到东北开展革命活动的设想。1907年4月， 宋教仁在东北各地进行革命活动，由此获悉日本参谋本部组织的特务组织“长白山会”阴谋捏造伪证，为日本吞并“间岛”地区营造条件。宋教仁为此忧心忡忡，“我国人应付此问题，不幸而失当，则大之将起瓜分之渐，小之亦招失地之羞，危急存亡，间不容发”（注：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9页。）。于是经日本友人介绍打入“长白山会”，收集到该会有关“间岛”地区的伪证，又转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等地查阅日韩资料，撰写了《间岛问题》。该书从历史、地理、国际法、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风俗学诸多方面，切实地阐述了“间岛”地区的历史渊源，以无可争辩的大量史实论证“间岛”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宋教仁的《间岛问题》在中日交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日方在交涉中用诡辩手法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宋教仁在书中全面，系统、详尽地驳斥了日方的理由，外务部驳复日本的《逐节申辩节略》在不少方面的论证与《间岛问题》如出一辙，可见，该书曾为吴禄贞起草节略时所参考。当时日人曾高价索买此书，被宋教仁严辞拒绝，尽管宋教仁此时被清政府通缉在案，但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将书稿转给驻日公使杨枢，以一个革命流亡者的身份帮助自己的政敌挫败日本侵吞延吉了阴谋。（注：参见赵越智：《宋教仁与〈间岛问题〉》，《求是学刊》1988年第3期；关俊鹏：《略论“间岛问题”》，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