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革命 试析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咨议局的政治(4)

　　革命引来了清廷的武力镇压，首当其冲的便是武汉革命力量。巩固革命成果，动员民众准备和清军决战，成为武汉革命的当务之急。为此，湖北咨议局动员全全议员投入到革命行动中去。首先，由汤化龙出面，协助黎元洪出榜安民告示，稳定人心；其次．由副议长夏有康和议员吕逵先出面，分别负责赈济和治安，稳定地方秩序。同时，为了避免列强可能的干涉，汤化龙以咨议局的名义协助黎元洪接见美、法两国驻汉领事，以消除其戒心，并代表军政府声明：革命在于建立民主共和，新生列强在华利益，但不承认10月10日后列强与清廷签订的条约和借款。帝国主义列强虽然敌视革命，因无借口可找，只好于10月18日宣布“局外中立”。汤化龙此举为革命争取了宝贵的外部环境。武汉局势大定后，组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来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的工作已刻不容缓。由于湖北军政府系仓促成立，各种组织很不完善且漫无秩序，效率不高而影响战事。为此，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与胡瑞霖、黄中恺等议员运用娴熟的组织才能，起草了旨在提高革命政府运行效率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主要内容是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分为军政、民政两大部，由都督统辖之，其中政事部即民政部，下设7个局，全面负责都督府的日常事务。根据条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兼总司令，汤化龙被推举为政事部部长，政事部下设的7个局基本由咨议局议员掌握。由于熟知民政事条，咨议局议员在都督府中占有了绝对优势。但这方案立即遭到不愿大权旁落的革命党人的冷遇和抵制，正在僵持之间，著名革命党人居正来汉，汤化龙急忙向他作出说明，争取其支持。居正从大局出发，同意了汤的主张，利用他的威望，促使革命党人接受了条例，并由都督黎元洪于10月17日公布施行。条例施行后，消除了组织机构的混乱状况，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强了战备。由于条例简单易行，其基本精神先后被其后各地革命政府所采用，从而推动了全国革命向纵深发展。正如居正后来所评价的那样：“其后各省先后光复，各建都督府略依鄂军政府条例”。在全面巩固武汉局势的基础上，咨议局又投身于迫在眉睫的动员力量准备决战的事业之中。为鼓舞士气，统一号令，汤化龙、胡瑞霖等议员和革命党人一道，于10月17日在咨议局门前广场联合举行隆重的“祭天大典”，由黎元洪主祭，由此而造成了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这时革命领袖黄兴赶来武昌，革命党人间之欢呼雀跃。

　　为了进一步提高士气，咨议局与革命党人共同以军政府名义，在武昌阅马场设将台，隆重迎接黄兴就任武汉前线总指挥。此后黄兴率部在汉口、汉阳激战，顽强地保住了武昌这个首义大本营，保住了全国革命的首义大旗。正因为如此，尽管武汉战事危殆，南京下，但革命却在全国迅速蔓延，到1911年11月，革命在大多数省份已取得成功。面对烽烟四起的革命局面，袁世凯率领的清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被迫不断进行和平试探，并和全国革命势力基本形成共识。于是，191 1年1 1月1 1日，交战双方的首次南北会谈在武昌举行。在会谈中，袁的代表以实施君主立宪作为停战的条件。对此，湖北咨议局议员汤化龙、胡瑞霖、孙发绪等人作为湖北军政府的发言人针锋相对，主张实行民主共和（《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为了取得实效，汤于当晚起草了“黎元洪致袁世凯书”，力劝袁“起中山健儿，直捣幽燕”，同“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近代史资料》1954，(1)。湖北咨议局坚强的革命立场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后来的走向正是沿着以汤化龙为代表的湖北咨议局议员所设想的道路发展的。全国形势的这种变化，显然与湖北咨议局坚定的革命立场、有效的组织与全力的支援是分不开的，而汤化龙起草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及其实施，对于巩固革命成果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武汉战事方亟之际，面对革命在全国迅速蔓延的大势，汤化龙等咨议局议员已清醒地预见到新的全国政权必将建立。鉴于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因此汤化龙等人潜心拟订约法，为全面巩固革命在全国的成果并进而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作准备。黄兴与宋教仁来武昌后，汤遂将拟订约法的计划对他们合盘托出，黄、宋非常高兴，与汤“交相爱重”。宋本身就是一个热诚的民主宪政主义者，因此与汤极其投合，两人在汤家里磋商并由宋执笔草拟了《鄂州约法》。该约法第一次确立了分权权衡的共和政体，获得了革命党人和咨议局议员的共同赞许和通过约法的通过与实施，使湖北军政府的性质发生了质变，即由单纯的军人政权变成了宪政体制下的地方新政权。而此时想得更远的汤化龙，则要把其建国蓝图带到全国去，促成全国性的新政权早日确立。1911年11月革命已在多数省份成功，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汤为了参与组织全国政权的辞职前往上海。全国性的共和政府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后，汤积极参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而这部约法完全是建立在此前《鄂州约法》的基础之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汤化龙的政治思想。由于汤是湖北咨议局的议长和主要代表，他的方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湖北咨议局立场的反映。这时，鉴于共和时代的来临，加上汤已去上海，作为一个预备君主立宪机构的湖北咨议局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1912年2月成立的湖北临时议会正式取代了它。

　　综上所述，湖北咨议局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一个省级地方议会的预备机构，其致力于君主立宪法的态度和活动是真诚的。然而，由于腐朽颟顸的满清王朝并无实行立宪的诚意和心胸，而处于传统习俗中的民众也无法构成立宪法政治的基础，因此，湖北咨议局所领导的宪政请愿和铁路风潮，既备受清廷的压制，又得不到民众的响应。这种下无基础上无出路的历史窘境说明：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制度在当时的中国还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绝望中的湖北咨议局转向革命，成为武昌首义后革命力量的组织者和把革命向全国推进的促进派，其代表人物汤化龙制定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约》和《鄂州约法》则成为革命向全国发展的蓝本，从而为开辟一个新时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