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革命 试析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咨议局的政治(3)

　　湖北铁路协会的唯一宗旨是夺回路权，为此而联合绅学两界于1909年11月12日在教育会召开联席会议，共商夺回路权大计。经过强烈讨论，一致认为拒债“重在筹款”，并拟定了分派筹款数额。为发动筹款，咨议局带头，议长吴庆焘代表全体议员承担筹款100万元的任务。在咨议局带动下，各地议员和代表随后纷纷认股，合计口头认款500余万元，分5年交齐（见《东方杂志》第6卷第12期、第7卷第8期）。鉴于所需经费巨大，需要扩大筹款规模。于是，铁路协会于1 1月14日在汉口四官殿召开有3000人参加的特别大会，盛况空前。由于咨议局的宣传鼓动和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与会者一致认为，“借款约之废与不废，全视鄂人筹款之力与不力”。会议顺利确定了“拒债筹款”的办法，由各界代表具名报款。在筹款活动中，咨议局又带头筹款，汤化龙代表咨议局表示愿承担300万元筹款任务，以为“全省之先导”。在咨议局的组织和带动下，筹款步入高潮。1909年1 1月25日，铁路协会“又在四官殿开商办铁路会议，商界到者千人”，“是日认股五十万谱”。绅商学军各界，此时也争想开会筹款。为使筹款工作井然有序，咨议局接连三次集会，讨论通过了“按收租谷五十石勒认一股”的办法。同时，湖北咨议局决定即刻派代表晋京请愿，阻止清廷借外债修路的政策。1909年底，湖北咨议局通过铁路协会选出了晋京代表，这些代表在千作闪的欢送下启程北上，向清廷申诉铁路商办的主张。在晋京代表的哀求及湖北各界的强烈要求下，清廷迫于强大压力而让步，邮传部于1910年3月批准湖北设立铁路公司，招股商办铁路。至此，湖北咨议局领导的湖北铁路风潮取得了初步胜利。

　　令湖北咨议局意想不到的是，民众认股筹款的积极性并不高，湖北集股情况十分缓慢，实收现款仅130多万元，距筑路款的数额相差遥远。邮传部闻讯后，欲乘机再次将铁路收归部办，即仍借外债筑路。面对前功尽弃的危险，湖北咨议局立即联合绅学商军各界团体，于1910年9月匆匆成立湖北商办铁路股份公司（《京津时报》，1910年8月19日），全力筹款。公司成立后，认股筹款虽有所增加，数额达1000余万，但兑现的并不多，“现缴到之股，尚不足二百万”，保路运动陷入困境。此时，清廷于1911年1月委任盛宣怀为邮传部大臣，盛准备将铁路再次收归国有，借款筑路。湖北咨议局为此十分焦急，议长汤化龙（吴庆焘已去职）以“关系国家存亡”的紧迫心情急忙联络各省咨议局议长“准于四月朔在北京联合会筹议挽救之法”（《时报》191 1年4月4日）。4月26日，汤抱定“路亡与亡”的决心与张国溶一起赴京请愿。此时，筹款缓慢使湖北立宪派在保路问题上化为激进与和平两派，以刘心源为代表的和平派对激进的咨议局采取了不支持和不合作的态度，这使得保路声势顿减，汤化龙与张国溶乃至全国立宪派中激进派的努力也随之效力顿减。清廷因此有恃无恐，于5月9日断然下达铁路国有诏书。汤化龙等激进派议员出于无奈，又不想前功尽弃，转而请求不撤民股并设置查账会以“隐收民有之实效”，由于没有有力的后援，被清廷断然拒绝。

　　眼看立宪派的保路运动就要偃旗息鼓，不料在粤、鄂、湘、川四省民间爆发了以绅商为主力的浩大路政损失之利害，听者莫不悲愤交集”。《民立报》刊文称：“闻自争回路事以来，未有如此会议之激烈者”。为联合起来壮大力量，湖北咨议局于1911年6月8日柬邀四川派赴两湖和广东的代表来湖北咨议局会商对策，一致决定对盛宣怀“收路于民，转奉外人，丧尽国权”的行径进行共同抵制，并推举已在京的湖北咨议局议员郑万瞻为四省的全权代表直接与清廷交涉，另加派一、二人前往协助。与此同时，湖北咨议局还联合绅学商各界接连举行集会，发表演说和宣言，声讨铁路国有政策。湖北咨议局在这场斗争中固然表现出了惊人勇气，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筹款总是依然无法解决，湖北立宪派中的和平派已倒向铁路国有政策，已筹集的股款已相断退还，再加上湖北当局一直采取禁阻措施，咨议局面对现实也无能为力，湖北铁路风潮由此结束。

　　湖北铁路风潮之所以失败，除了清廷腐朽卖国这一宏观背景外，还在于湖北咨议局的愿望而却步超越了现实可能，议员们没有认识到当时中国生产力和国民素质非常低下这一基本国情，热衷于宪政与保路活动者主要集中在城市上层，而且人数偏少，他们又没有也不可能广泛发动民众，其意愿脱离了民众的要求，他们的作为尽管在形式上很风光，也很有气势，而实际上却无法打动民众而备受冷落，保路筹款陷入困境自然在所难免。

　　四、湖北咨议局转向政治革命

　　在经历了国会请愿和铁路风潮挫折的1911年夏天，湖北咨议局对君主立宪的理想已深感绝望，开始同情并支持革命活动。武昌首义之时，不排除一些立宪派人士曾经产生过借革命以要挟清廷实行立宪的念头，但形势比人强，迅速发展的革命风暴使这些人也很快走出了梦境，自觉或不自学地卷入了革命风暴之中。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由于事起仓促，起义军群龙无首，临时担任指挥官的蔡济民素闻咨议局已转向革命，率革命党人来到咨议局，与议员共谋革命。咨议局欣然迎接他们的到来，与之即刻召开联席会议。在会议上，鉴于汤化龙议长曾与清廷激烈斗争过，革命党人欲推举汤为起义军都督，而汤深知自己不是职业军人无法驾驭全局而婉辞谢绝，但表示从事行政工作以全力支持革命。最后，经革命党提议，由咨议局与革命党共推黎元洪为都督，汤为民政长，议员胡瑞霖以钦佩的心情自愿为革命筹措款项。然而，由于黎不接受拥戴，为尽快结束群龙无首的局面，汤化龙等议员心急如焚，亲自出马劝说黎元洪，再加上革命党人的高压，黎才被迫消极任职。在稳定大局之后，咨议局又积极协助革命党人布置组织事宜，确立起义核心组织机构，此时的咨议局事实上已经成了革命的大本营。10月1 1日下午7点，革命党人与咨议局议员继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地点就设在咨议局。由于黎元洪处于消极状态，会议决定由革命党人组成的谋略处作为军政府的决策机构，掌管实权。会议推举汤化龙为总参议，参加革命党人控制的军政府，负责组织和善后工作。鉴于起义部队的伙食没有着落，咨议局急派胡瑞霖向武汉商会筹借5万元，权充伙食费，又将大银宝149个，小银宝15个交给军政府军需部，以备急需。在咨议局的有力支援和组织下，起义军一鼓作气，迅速光复汉阳、汉口。形势的发展促使黎元洪改变了消极态度，积极参与了革命党人与湖北咨议局的联席会议，共商武汉光复后的局势，决定将革命推向全国，黎元洪与汤化龙共同签发了一系列呼呈各省响应的檄文。为了争取实效，汤本人则代表湖北咨议局电促各省咨议局响应。陕西、湖南二省首先响应起义，革命风暴很快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形成了“武昌起义天下应”的局面。在革命大潮中，湖北咨议局的全力支援、有效参与、强有力的组织推动与竭力奔走呼号所发挥的功效是非常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