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青年学意义(2)
辛亥革命网 2011-03-04 00:00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高飞 查看：
力促组团。组团是青年群体自立意识的物化形式。革命党人力促学生组团，并使其向全国性方向发展。1903年5月，邹容鉴于各地学潮此伏彼起而不能持久，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计划各省设总部，各府县设分部，“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法团体”，以争取光明前途。革命党人还利用公开社团来作示范，并吸引学生参加。有时一所学堂中几个团体并立，如湖北陆军三中的摅怀诗社、竟存社，洛阳小学的自治会、时事评论会等。
鼓动学生把国民意识和自觉意识转化为投身革命的冲动。革命党人培育学生自觉意识的目的，就是使学生成为共和革命的生力军。因此，革命党人一是凭借课堂讲坛，或公开宣讲民主革命的理论史实和著名党人的事迹主张，或借古讽今，诱发学生的反满情绪和对专制的仇恨心理。他们还更换正课内容，塞进革命学说：杨毓麟在北京译学馆讲授时，’‘学生课卷有稍合革命主义者，虽文词草率，辄奖励之．有颂扬君恩而抬头书写者，必勒抹而痛斥之。”二是十分注重媒介明功效，致尉学生阅读反满革命书籍。俞子夷回忆：“在办公室里几次出现新印的小册子，大家抢购阅读，章师的<驳康有为书》，句句是至理名言，他的《逐满歌》更激动人心。”三是鼓动学生风潮，使青年在爱国革命浪潮中发挥其主体性。我们看到，学生风潮从初起到高潮，无不活跃着革命党人的身影，以致统治者把学潮等同于革命，把学生等同于革命党，陷入了草木皆兵的境地。
临时政府成立，革命党人的国民教育内容开始系统化和制度化。其做法是：改革不符合国民教育需要的条规、科目。1月19日，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后教育部又通电全国：“《清会典》、《大清律制》、《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国民精神及所有非学校应授之科目，宜一律废止。”
奠定国民教育宗旨。1912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华民国第一次临时教育会议，蔡元培在会上重申其五育并举主张。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
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国民教育思想。临时政府教育部规定：不分文科实科，小学设置修身、国文、地理、算术、体操等科目，高等小学则在此基础上增设外语、图画、手工、裁缝等课程，中学、师范学校在此基础上增设理化、音乐、家政等课程。同时体操课由清末的每星期两小时增至每星期“男三女二”，师范学校“男四女三”。
在20世纪以前，青年并未明确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他们的群体利益总是淹没在社会大潮之中。而革命党人的国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导致了青年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大大觉醒，且日益显示其独立性趋向。辛亥前，青年自立意识提高表现在：
认为自身是现实世界的主体。1905年前，进步青年即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相对照，认识到：“英法各国之革王政改民主也，掀天揭地大风潮，其动力实发起于蒙塾之教长，学校之青年”。因此，“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所公认者也。”1905年后，随着革命情绪遍布全国，这种主人翁意识更成为青年的共识，他们理直气壮地追求自身群体利益，并把之看成是营造民主世界的前奏曲。
结团意向日趋强烈。学生结团首先从学堂内部开始，1903年前后，各种名义的学生小团体纷纷涌现，自邹容倡议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后，学生团体逐渐越出学堂的狭小范围，逐级由下而上地向区域性联合过渡。1905年，上海成立旨在团结国内外高等学堂学生的“环球中国学生会”，建立全国性学生组织的步伐加快。1911年4月，上海发起中国学界联合会，邹容的理想基本实现。
学潮此起彼伏，一浪高于一浪。学潮是学生群体自立意识提高的另一重要体现。从1902年到1911年，学生风潮一直持续不断，且水平不断提高。
清廷既灭，青年的自立意识更趋高涨，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妇女参政风潮的兴起。
二十世纪以前，社会对青年期这一社会现象并未有明确的单独认识，对其社会现实作用，更缺乏独立的评价。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评价系统，基于对国情的体察和革命需要，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高度评价青年的社会作用，充分认识到青年不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而且同成年群体一样也是现实世界的主体。具体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