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与辛亥革命(2)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最初对图书和报刊在革命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认识不是很深刻。加之最初局面尚未打开，经费也很困难，所以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当然：他们也重印过前，人所撰的反映清人人关之初对汉族人民实行血腥屠杀的《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但仅仅是这种没有新内容的炒旧饭，作用是有限的。兴中会、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孙中山和其他一些骨干人物已经认识到了这方面工作的不足，认识到了革命图书的地位和作用，遂在创办《中国时报》等报刊作为自己的言论阵地之外，复致力于革命图书的撰著出版。从二十世纪初到武昌起义迫使清帝退位10年间，实际出版革命图书，虽无法精确统计，至少也有百余种以上。从具体内容看，主要又可分为几类。

　　一是直接号召汉族同胞奋起革命，推翻满清，打倒专制，建立民国。这一类以邹容的《革命军》最为著名。此书文字，如挟风带火，雷雹俱下，一泻千里，痛快淋漓，极富战斗性和煽动力。试看开篇第一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虽只是泛泛而言，已可见其文风。以下细析满人之罪状，大声疾呼汉人群起而诛之。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张继的《黄帝魂》（署“黄帝子孙之多数人编”），章炳麟的《旭书》，黄汉兴的《回天手段》，铁汉的《死法》，杨守仁的《新湖南》（署“湖南之湖南人”），欧榘甲的《新广东》（署“太平洋客”），吴樾的《警告同胞》，章炳麟编的《天讨》，思汉子编的《满汉杂拾》，陈沂、春生的《满清二百年来失地记》，卢信的《救苦救难》，等等，皆是此类图书中之著名者。

　　二是针对满清政府的所谓“立宪”的骗局和康有为的“保皇”谬论而作有力的回击者。“立宪”是清廷为对付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而弄的把戏，且不论其“宪政”要多少年才能实行或者能否实行根本是个未知数，就算能实行，也毫无意义，因为皇帝照样存在并且照样对一切军国大事有最后决定权。这样拙劣的把戏自然不能骗住革命党。而变法维新运动的首领人物康有为，失败后流亡海外，清廷悬赏白银10万两，要他的老命，这已是欲为奴才而不可得了，而他居然还力倡“保皇”！革命党人对“立宪”和“保皇”两种谬论，除在报刊上予以声势浩大的驳斥外，更出版图书以加大打击力量。如署名禺山世次郎的《辩康有为政见书》（从内容看，作者应是中国人，所谓“禺山世次郎”当是笔名），就怒斥康有为“不明种界，不识民族，不识公理”，想“借胡清之剑印，以尽诛汉种之头颅”。恶谭生的《温峤犀》（又名《保皇党之阴谋》），逐次批驳康有为之谬论。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更是此类图书的代表作。

　　三是宣扬革命党领袖和死难革命先烈之事迹，记载反清革命史实者，如记叙孙中山事迹的《孙逸仙》、《三十三年落花梦》（皆为日人白浪庵滔天著，分别为金一和章士钊译）；记叙徐锡麟刺杀恩铭事的《皖变始末记》（人尹郎编），《中国革命党大首领徐锡麟》（毕志社编），《新出绘图皖案徐锡麟遗事》（无名氏编）；记叙秋瑾事迹的《越恨》（湘吴子编）、《浙案纪略》（陶成章著）、《秋风秋雨》（黄氏编）、《鉴湖女侠秋瑾》（无名氏编）；记叙邹容事迹的《邹容》（邹容之同里人著）；记叙沈荩事迹的《中国大运动家沈荩》、《沈荩》（支那汉族黄中黄著）及无名氏的《温生财》等等。记叙革命史实的有刘悲庵的《新军政纪变》，岭南半翁的《辛亥乱粤汇编》，愤时子的《鄂江湖》、新智社编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等等。

　　四是从汉族的立场叙写亡国惨史及前代抗清史事的史志性图书。其中有些是旧时被查禁的前人遗作，如屈大均的《明季南都殉难记》、顾炎武的《明清交替纪事》等。更多的是新编者，如恨海氏（田桐）编的《亡国惨记》，有妫血胤（陈去病）著的《清秘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革命消长史》，刘成禺的《太平天国战史》，无名氏编的《碧血》，黄血编的《亡明流血史》，无名氏的《大明亡国病恨史》，西亭凌雪的《南天恨》，匪史的《郑成功传》，等等。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不少带有浓厚民族主义思想的文艺作品。这类作品，或歌颂反清志士，如写秋瑾事的小说《轩亭复活记》（复生著）、《六月霜》（静观子著），戏剧《六月霜传奇》（古越赢宗季女著）、《鉴湖女侠传奇》（湘灵子著），写张煌言事的《悬岙猿传奇》（祈黄楼主著），写黄花岗起义的小说：《广州乱事记》（无名氏），写徐锡麟事的《皖江血传奇》（孙雨霖著）和《开国奇冤传奇》（华伟生著），写武昌起义的小说《血泪黄花》（陆士锷著），写明末亡国事的小说《精禽填海记》（沁梅子著）、《忠义奸佞记》（山海生著），以及直接鼓吹革命的《瓜分惨祸预言记》（轩辕正裔著）、《女娲石》（海天独啸子著）、《新中国唱歌》等等。

　　革命图书对辛亥革命从酝酿到爆发的推动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清政府曾多次查禁革命书籍，搜捕这些图书的作者出版者，也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