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冲突及(7)
辛亥革命网 2011-05-01 00:00 来源：《江汉论坛》2010.2 作者：朱英 查看：
在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央商民部、汉口商民部都曾根据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的要求，调查武汉商业凋敝、发展困难的原因及具体情况。在从事这一调查的过程中，商民部除依靠各级商民协会开展相关工作之外，同时也依赖武汉三镇的商会进行调查，并将商会提供的调查报告上报中央政治委员会。例如中央商民部向汉口市总商会调查的报告，反映了汉口总商会对当时字号停顿、店铺倒闭、倒闭商家之行别、用人问题、店员待遇问题、救济办法等多方面情况的说明，以及总商会的有关具体要求与愿望。[25]向武昌总商会调查的报告，同样也是集中于对倒闭店铺概况与原因、倒闭者如何救济、劳资问题、商民之痛苦等方面的说明。汉口商民协会和武昌商民协会的报告，除反映中小商人破产的情形之外，也都提及当时劳资纠纷、店员待遇、救济办法等问题。中央商民部代理部长经亨颐在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时，说明该部针对政治委员会有关调查武汉一般商民情形并作一报告的决议，“当即派员前往汉口商民协会第十四分会（即染花布帮）、汉口总商会、汉口商民协会、武昌市商民协会、武昌总商会、汉阳商民协会等处切实调查。据该员等报告调查结果：武汉商业形成凋敝之普通原因，为帝国主义之经济封锁、交通停滞、汇兑不通、货料缺乏、国库券不能通用。店员要求超过适当限度，以致营业锐减，不得不谋缩小范围，辞退店员。但店员有店员工会之保障，万难任意辞退。因此各商店颇感痛苦，此为一般普通原因。”[26]这其实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央通过商会和商民协会，从两个方面听取当时商业发展困顿、商人处境艰难的反映。
1927年7月7日上午，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终于正式开幕。较为遗憾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军阀的交通封锁，以及蒋介石的多方阻挠，苏浙皖等省及上海的代表均未能赴汉与会，只有湖南、江西、四川等省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不仅外省的代表减少大半，仅20余人，而且整个正式代表的人数也只有57人（大会通电称有61人），比预期的代表人数减少了一半还多。尽管如此，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在商民运动发展史上仍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在本次大会上，商民协会与商会代表提交的议案甚多，并共同就商人关注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广大商民的要求与愿望。“在提案中，废除苛捐杂税一类占最多数，如整理厘税及杂税，如米盐不再加税，如废除苛捐杂税，如速定公平税则，如减轻国货税率，甚至如收回海关及租界也是和这一类有关系的。其次，便是保护商业的，如商业保护法，如公安问题，如肃清各地土匪，如严惩贪官污吏等是。又其次为关于调济金融的，如统一币制，如恢复汇兑是。又其次关于军事，如明令讨蒋，继续北伐是。又其次为维持水陆交通，再其次为关于工商纠纷，如店员隶属商协，如颁布取缔工商纠纷办法是。”[27]这些问题绝大多数都关乎商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商民协会与商会都迫切希望能够尽快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中，武汉地区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曾经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在汉口和汉阳继续出现商会领导人被强制关压的事例，从全国范围看类似的事例也不多见。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仅仅只有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两者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曾有过合作，特别是共同筹备和召开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与影响。
注释：
[1]乔兆红认为：“北伐前夕，汉口特别市党部商民部根据中央商民部通过的《商民协会组织法》，成立了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见《1920年代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中山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9页。）但作者并未注明此说的史料出处。冯筱才的《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一书在论述湖北武汉商民协会的情况时，则没有说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成立于何时。但在介绍1926年11月29日成立的湖北劳资仲裁委员会时，依据丁觉群的《忆述武汉地区的劳资斗争和劳资仲裁活动》一文（《武汉文史资料》1984年第1期），说汉口商民协会在该委员会中拥有一名代表。另据1927年2月上旬汉口商民协会的一份会务报告称：“本会组织已及一年，而公开办公，仅有两月，故今日仅报告两月来之办事情形。”（见《汉口商民协会分会执行裁判委员联席大会纪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7日）黄诏年在1927年7月间撰写的《中国国民党商民运动经过》一文中，也说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成立的日期是1926年底。（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页。）由此看来，汉口商民协会正式成立的时间应该是在1926年12月上旬。但在此之前的筹备过程中，也可能以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筹备会的名义参加或开展一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