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文化断想(3)
辛亥革命网 2011-04-28 00:00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夏之卷 作者：冯天瑜 查看：
东方智慧没有也不可能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资仿效的样板，它所提供的只是闪耀着真理之光的某些启示。由于东方智慧没有完成“主客体浑然一体”向“主客体两分对立”的转化，这本是东方智慧的一种时代性缺陷，但东方智慧充分阐扬的人与自然的一体观——从自然规律经过人的自觉而发展出伦理观，以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的观念，如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名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30，视万民为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伴朋友，整个宇宙是一个大家庭，这种理念对于救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无疑具有精神疗治作用。
东方智慧的另一支生力——印度思想也有这类资源，诗人泰戈尔说：
印度人……把世界和人一起包括在一个伟大的真理里。印度人强调在人和宇宙之间的和谐，……31
这种思想与中国先秦哲人的“赞天地之化育”、“人与天调”一类理念是相通的，它们对现代人克服主体与客体截然对立两分造成的生态危机富有卓异的启示性。当然，这种克服决不是否定现代文明，重新回复古代的“主客不分”、“主客浑沌”，而是充分肯认工业化的成就，利用现代科技的巨大威力，将现代生产力引导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轨道上。现代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开始超越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所著《沙乡的沉思》一书，描述作者在一个废弃的沙乡农场，运用现代科技恢复生态完整性的探索过程及其思索。该书的一节，名为《土地道德》，首次从道德角度提出人与自然关系的标准，把土地看成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共同体，而人只是共同体中的一个普通成员。该书论述了维持生物链完整性的重要性，指出人如果过分垦殖、开采，强行打破这种生物链，是不道德的，而且，“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利奥波德还指出：“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双向互助式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这种认识与中国一千年前的哲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一脉相承，不过这是在新的科技、新的生产力水平上的哲学及伦理学概括，生动展现了人类理智的古今贯穿性和中西相应性。
“和谐”观念与“中道”观念，表现在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上，则是发扬“仁者爱人”、“交相利，兼相爱”精神，以达成人际间的双向互助式和谐。
东方智慧关于人伦关系的内容十分丰富。东方的“仁爱”、“兼爱”与西方的“博爱”有着内在的相通性，这里不作详论。东方智慧的人伦观，尤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肯认尊卑、男女、长幼间双向互敬关系的“五伦”思想。“五伦”又称“五常”，原指宗法社会中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组关系，如果作泛义理解，则大体涵盖了各种社会形态的人际关系，如君臣关系可泛解为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可包括同事关系。中国传统伦理对这些关系的界定，有单向独断论和双向协调论两种。前者以“三纲”说为代表，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32，认定尊者、长者拥有绝对权威和支配地位，卑者、幼者唯有屈从的义务。这种绝对主义的伦理观念构成专制政权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化进程应予扬弃的东西。后者的代表性表述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3其间包含着较多的人际间的温情、理解和信任，而且是相对性的、双向性的要求。以君臣一伦而言，“五伦说”便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34
致于夫妇一伦，则以“义”为准则，“夫妇以义合，义绝而离之。”35“夫不义，则妇不顺矣”36，这里强调的也是一种双向性要求。此外，在父子关系上，主张“父慈子孝”；在兄弟关系上，主张“兄友弟恭”，也是双向要求；朋友关系则讲究互利互助，“交友之旨无他，彼有善长于我，则我效之；我有善长于彼，则我教之。是学即教，教即学，互相资矣。”37倡导朋友间互相取长补短，推崇的仍然是双向互动关系，促成人际间达到和谐境界。
这种对人际间在权利与义务两方面提出双向互助性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伦关系，在利益驱动的现代社会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地区20世纪下半叶创造经济奇迹，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借用西方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方伦理中的人际和谐精神得到现代式的发挥，将企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命运共同体”，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和”的精神凝聚之下，形成“合力”。这正暗合了孟子的名论——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8
也暗合了荀子的名论——
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