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文化断想(2)

　　现代人应从此类东方智慧里获得启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¹³，争取成为“居安如危”的“君子”，切勿堕落到“居危如安”的“小人”。

　　70年代初，联合国专门小组发表了著名报告——《只有一个地球》；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及发展大会，向世界各国发出严峻警告：如果人类不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话，前景就是毁灭。而环境问题是发展带来的，所以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转变现有的发展方式，由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向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这都是清醒的“居安思危”之论。

　　三、“和谐”与“中道”——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降，人类的发展理论出现革命性转折——从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对环境的掠夺性开采求得发展，转变为不仅谋求经济增长，而且注重环境、人口、文化的综合发展；不仅造福当代，而且惠及后代的长远发展。追求经济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日渐成为世人的共识，但这种共识还有待从哲理层面加深，从实践层面落实。总之，“可持续发展”在知行两方面都处于初始阶段，尚需要朝深度与广度进军。

　　就“知”的层面而言，东方智慧的“和谐”观与“中道”观，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丰富而深邃的哲理之源。“和”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间的和谐关系，指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和”是形成事物的法则。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¹⁴意谓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周末太史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¹⁵认为两种以上不同事物形成多样性统一的和谐关系，确实能产生出新事物来，而相同事物加在一起并不能产生新事物。因而史伯反对“去和而取同”¹⁶。孔子发挥这一思想，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¹⁷的著名命题，肯定了差异性事物间的和谐关系。荀子则进而把“和”的观念引申到万物生成的高度：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¹⁸

　　与“和谐”观念相联系的是不走极端的“中道”观念，认为“过”和“不及”两种偏颇皆不可取，提供“中行”¹⁹、“执中”²⁰、“时中”²¹、“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²²。

　　“和谐”观念与“中道”观念，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认定人生的最高境界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²³，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在这种天人协调观念指导下，派生出尊重、顺应自然规律，维持生态平衡的卓越理念。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国语》记载，春秋时鲁宣公在泗水张网捕鱼，其臣里革把渔网割断，扔在水里，并对宣公说，春夏是鸟兽鱼孵卵怀孕之际，不应捕杀；是树木发芽生长之际，不宜砍伐。野生物植物得到繁衍，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²⁴孟子也有类似意见：“数罟不入氵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²⁵《逸周书》记载着封山育林的思想：“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²⁶荀子更从哲理高度论述了尊重自然规律的必要性：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²⁷

　　认为人的功能是与天地配合，如果人放弃与天地配合的本分，却去与天地争职责，便是犯糊涂了!《管子》也有类似见解，认为人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否则“天下予时，地不生财。”²⁸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指出：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²⁹

　　这种“人事”不违天地规律的“因势利导”思想，顺应自然发挥人力的思想，是中华文化关于“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卓识远见，与当下正在觉醒的“绿色意识”、正在兴起的“绿色营销”在理念上相通。“绿色意识”指人类应仿效绿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有利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调；“绿色营销”指生产者及企业在满足顾客需要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获得利润。从“绿色意识”中还可引申出“绿色消费”的观念，即适度消费意识。当下的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已经造成资源的巨量损耗；而发达国家高消费的情景通过现代资讯手段，生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导致发展中国家消费观念更新的速度，大大快于科技与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一种浮躁、超前的消费取向。值此之际，东方固有的“节俭”意识，“量入为出”的治家治国理念，具有修复性疗效，其精义也正与绿色植物生产（光合作用）与消耗统一，生产量大于消耗量（方有果实积累）的示范相合。这种天人协调的绿色意识及其表现——绿色营销、绿色经济、绿色消费，指示着人类的光明前程。而东方智慧将为这一光明前程的实现提供精神资源。

　　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主客浑然一体阶段”、“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如果说，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较典型地经历了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化，这便是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所完成的任务，现在已步入后工业时代的西方正处在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的过程之中。东方的思维方式未能充分展开主体与客体（或曰人与天）的分离，以中国为例，虽然有春秋时期子产倡言“天道远，人道迩”，战国时荀况、唐代刘禹锡论证“天人相分”，但就总体而言，“天人合一”观念始终占优势，天人相分观念没有获得充分发育。这一倾向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特别艰难曲折互为因果。必须清楚认识到的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思想没有在实践上解决发展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态的矛盾问题，因此，在农业文明时期，中国的生态环境并未保持良性状态，由于人口增加导致的土地过度垦殖，使中国的生态环境在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阶段恶化程度渐增，森林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面积消失，黄河河套地区、河西走廊地区的沙漠化，都是突出表现。可见，信奉“天人合一”的古代并非黄金时代，那时的人类由于生产力落后和认识的局限，不可能克服对自然的盲目性，在愚昧和贫困两大病端的逼迫下，自然生态的被破坏，在古代已经频频发生，不过其规模和力度不如现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