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与皇权时代士人效忠对象的差异（外一(3)
辛亥革命网 2011-04-23 00:00 来源：说长论短 作者：冯天瑜 查看：
皇帝梦：皇权时代的一种社会心理
自秦始皇称制“皇帝”，进入“皇权时代”以后，中国便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换一种说法，中国人便处于“皇权”光焰的强烈照耀之下。各色人等做起白日“皇帝梦”，构成秦至清两千余年间相当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这种梦，不可能产生在商、周封建时代（本义上的“封建”），它只属于秦以下的皇权时代。因而，诠释“皇帝梦”，解析围绕“皇权”的社会心理，有助于认识皇权时代的特征，认识皇权时代与封建时代的差异性。
皇帝的无限威权，使许多人自认“顺民”、“忠臣”，希冀“好皇帝”君临天下，致使国泰民安，这可以称之皇帝梦的一种———“明君梦”。即使一些皇帝并不英明，国不泰、民不安，但人们往往把责任归之于某一级次官吏的腐败与枉法，认定皇帝本是好的，只是受了蒙蔽，故深怀冤屈的人，常把平反昭雪、解救危厄的期望寄托在皇恩浩荡之上（实施者称之“清官”），故尔“告御状”成为中国传统戏曲、小说的一个不朽题材。这种“明君—清官梦”，是一种依恋皇权的梦，可以称之间接的“皇帝梦”。它不可能发生在商、周封建时代，因为那时的民众受辖制于某一层级的贵族领主，而与天子并不相干，期望之“梦”做不到天子那里去。反之，皇权时代裁削多层次的封建领主，通过朝廷命官征收赋役、执行诏令，使君权直逼老百姓的种种生活层面，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概莫能外，于是，淳朴而良善的人们只有企望“明君”降世，纷纷做起了“恋皇梦”。
此外，还有一种直接的“皇帝梦”，这是一些雄心勃勃的人物试图取代现存皇朝的梦想。这种民间梦想，也只能产生在专制帝制社会，因为，此前的封建社会，权力来源于宗法世袭与封赐，身处下层等级者无法企望，故商、周千余年间没有发生过农夫起义，只有贵族革命（所谓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和诸侯兼并战争（所谓杀人盈野的“争城之战”、“争地之战”），偶尔发生“国人暴动”，驱逐君王，但取代者仍然是宗法贵胄。至战国初，宗法制松弛，卿大夫取代、瓜分公室屡屡发生，震撼力最大的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顺应此种时势，禅让古制被请出来作说辞。二十世纪末叶出土的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学者考证，可能作于分晋代齐之际）盛赞禅让，其文曰：“唐虞之道，禅而不专”，“禅而不专，圣之盛也”。这大约是将战国初年分晋、代齐归于禅让，从而肯认权力转让的合法性，所谓“爱亲故孝，尊贤故禅”，“禅，义之至也”(2)。稍后，燕国禅让失败，引起兵血之灾，质疑禅让的议论随之而起。《孟子·万章》载，孟子否定尧舜禅让的实存性；《荀子·正论》载，荀子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后之论者，更有直指禅让的虚构性，认为往古有的只是权力的武装争夺。笔者以为，氏族制时代存在着原始民主，首领推举与强力争夺并存（现代人类学家在原始部落的调查证明此点），《尚书》所载禅让制，是对其做了理想化表述，透露出某种“史影”，不能视作全然虚构。至于后人对禅让制的品评与取舍，则取决于评论者的时代诉求。
总的说来，宗法封建时代权力的分封与禅让，都披挂着神圣、神秘的外衣，而进入皇权时代，权力虽然继续被神圣化、神秘化，但权力世俗化是无可遮掩的历史走势。皇权时代呈现的实态是：权力，包括最高权力———皇权，大都来自武力争夺，不仅贵族、官僚，如东汉末的袁绍、袁术、孙坚、曹操，隋末的李渊，后周末的赵匡胤，纷纷参与夺权，有的终于“皇袍加身”，连丧失传宗接代功能的宦官，如明英宗时的太监曹吉祥也觊觎皇位。更有最底层者，如农夫陈涉、流氓刘邦、没落贵族项羽、私盐贩黄巢、托钵僧朱元璋、渔家陈友谅、驿卒李自成、边兵张献忠、落第秀才洪秀全，借助某种际会风云，揭竿而起，成为皇权的有力追逐者，都曾称王作帝。“中原逐鹿”这一则成语道破了个中奥妙。《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齐人蒯通的名论：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