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与皇权时代士人效忠对象的差异（外一(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3 00:00 来源：说长论短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时至专制一统的皇权时代，士人大体从对某一贵胄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具有自由身份，其效忠对象由封建贵族领主，放大为代表国家的帝王及其朝廷（以及为帝王、朝廷服务的官僚）。皇权时代士人的理想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竭忠尽智，以事其君”，成为士人的生活目标。秦汉以下专制皇权时代涌现大批为君国鞠躬尽瘁的士人，从汉代苏武、三国诸葛亮、宋代岳飞，到宋元之际文天祥、明清之际史可法，莫不是精忠报国的典型，其忠节的外在形态与豫让、荆轲有某些相近之处，其内涵却发生变化：效忠对象由个别封建贵族转变为代表专制一统国家的皇帝、朝廷，如梁山第二号人物玉麒麟卢俊义所说：“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
如果将《水浒传》与《史记·刺客列传》作比较，即可发现，同为豪强仗义的侠士，皇权时代与封建时代的效忠对象发生了大变化。司马迁笔下的周末刺客不惜残身献命于有恩于己的贵族领主，而施耐庵描绘的宋代好汉，外在张扬的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内在追求的则是效忠朝廷君王之念，正如元杂剧对宋江绰号“呼保义”的诠释：“安邦立国称保义。”
往常把《水浒传》称之“农民起义的史诗”，其实，这部小说状写的梁山好汉，极少农民出身（“菜园子张青”似乎有种地经历，但小说中他已经与母夜叉孙二娘在十字坡开夫妻黑店），多为因贪官逼使落魄的吏胥、军官、富豪、僧道以及流民、无赖；小说也完全没有接触农民问题的核心———土地问题。故较确切的说法为：《水浒传》是一部造反者之歌，状写宗法专制社会逼使各色人等逸出体制外，走上“造反”的不归路，而这些造反者的灵魂人物（如宋江）又执著于“忠君”“报国”之念，力图重返体制内而不得，终于演出一场大悲剧。就揭示宗法专制的皇权时代造反者的心路历程而言，《水浒传》是深刻的，它对庙堂与草莽（朝廷与水浒）两方面都未加粉饰，直显其本真面目。而“逼上梁山”与“归附朝廷”这一组矛盾的交错运行，构成跌宕起伏情节的主线。对于造反者而言，归附朝廷君王的途径便是接受“招安”，一部《水浒传》，宋江当然是头号“招安迷”，但《水浒传》最先言说“招安”的，却是小说中最富英雄气概的武松。《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写到，武松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等一干贪官、犯下弥天大罪之后，与宋江相逢，宋江邀武松同去清风寨，投奔朝廷军官小李广花荣，武松不愿连累花荣，决计追随鲁智深、杨志去二龙山落草。武松在与宋江惜别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记哥哥未迟。”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
武松、宋江最后作别时，宋江再次叮嘱武松戒酒、保重，其言谈的落脚处是：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这番对话，典型地反映了皇权时代的主流人生观、价值观，即使被“宗法—专制”社会边缘化的体制外人物，也未能脱离此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轨范。而人们效忠对象从封建领主向帝王朝廷的转换，昭示了皇权时代与此前封建时代社会形态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