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想启蒙(3)

　　除了从人的素质方面阐释了人的现代化之外,严复还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阐释了人的现代化问题,这主要反映在他的现代社团理念中。现代性社会团体,即人的现代化在社会关系方面的体现,也是社会建构方式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现代社会学的传入有着重要的关系。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80年代前后,当时由外人西学传播团体翻译出版的一些书籍,以及他们所办《申报》、《万国公报》中已对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和社会学有零星的介绍。甲午战争之后,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严复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的社会学（群学）原理,为现代性社团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在《原强》、《天演论》、《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等文章和译著中,阐释了不少西方社会学中的有关集群、结社、治国的理论。在《原强修订稿》中,他依据斯宾塞的群学理论,首次提出了群学的研究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概念含义,并指出集群是人之天性,是人赖以生存和国家政治得以完善的基础。他说：斯宾塞“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夫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1]（P16）在《天演论》中,他还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论原理,并进而指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在,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3],强调了建立团体运用群体之力在人类生存竞争中的重要作用。《群学肄言》则直接译介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如群学的意义和方法、“物竞天择”、“么匿”（个体、个人）与“拓都”（全体、国家）的关系、“群”的涵义等；并在其自作序言中指出人民集群的必然性、普遍性,以及人群与团体（社会）的区别、团体与国家的区别说：“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团体）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组织）祈向（取向）者曰社会。……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1]（P123,126）由此可见,严复的“群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团体的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社会意义,虽然尚不完整,但已显示出现代团体学说的基本原理。

　　这些群学理论的传入逐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逐渐产生组建团体的思想。这种群学理论不仅逐渐形成了一种名之为“群学”的,以阐释包括国家、议院、公司和团体等在内的各种人群的特性和功用为主体内容的,比较完整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增强了维新人士组建学会的自觉性,使维新学会具有现代社团的特性；也使戊戌维新运动不仅开创了近代中国人自建现代社团的先河,并且对此后的中国现代性社团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由上可见,严复对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人的现代化的基本要素,现代性社会团体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已有比较明确而系统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中国的人的现代化理论体系。

　　呼吁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伦理

　　所谓经济伦理,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经济成份和经济主体的地位关系和行为规范。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就是确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确认民众个人和经济单元的利益不可侵犯的地位,并鼓励民众个人和经济单元追求自我利益,提倡发展私人企业,从而造成一种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机制和思想意识。这种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伦理思想的萌生,可以追溯到洋务派的求富活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重商主义思想。但它的初步形成则始于戊戌维新时期,严复也为此而发出了颇有影响力的呼吁。

　　在立国基础上,严复主张由“以农为本”向“工商立国”转变。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和政策都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求富”思想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重商主义思想虽然蕴涵着一些工商立国的原理,但大多把开办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补充。到戊戌维新时期,严复从理论上提出了农工商兼顾,以工商业为经济发展重点目标的工商立国的思想。

　　严复在其所翻译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一书中,以按语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工商立国思想。他一方面指出：“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之野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之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也。⋯⋯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这就是说,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农桑树畜之业是田野上的产业,工商业是城镇里的产业,只有地域之分,没有轻重之分,而且互相依存,对于国家来说是同样重要的；而中国把该二类产业称为“本业”和“末业”则有轻重之分。因此,传统的“贵本而贱末”思想是错误的,应当农工商并重。同时又指出：“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而兴。不及十念,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这就是说,中国变化已经表明,铁路等交通业的发展带动了农工商业的发展；而工商业的发展使城市的地位日益重要,农业虽与工商业并_重,但终将为工商业所超越。而且农业也已不是传统的小农业,而是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向着机器大农业转变,因为“自汽机盛行以还,则缦田汽耕之说出,⋯⋯而汽耕又断不可用于小町散畦之中,盖世局又一变矣。”[1]（P866,882,884）

　　在公私和义利关系上,严复提出了追求私人合理经济利益的观念。中国传统的先有国富而后有民富和重义轻利观念,在开埠通商以后逐渐改变,到洋务运动时言利者日渐增多,特别是一些洋务派官员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纷纷为民间求富和求利行为正名。戊戌维新时期,这种追求私人经济利益的观念进一步强化,求富、求利观念的认知基础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对重义轻利、义利分离的传统经济伦理进行了理论批判。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求富和求利观念,或来源于对西方经济制度的观察,或出自于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体验,或产生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维新时期的求富和求利观念中则引入了西方的进化论、社会学和经济学原理,以严复的“开明自营”理论和梁启超的“乐利主义”理论最为突出。

　　严复的“开明自营”理论,从人的本性和社会文明两个方面阐释了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他认为,就人的本性而言,争取实现个人生存价值和合理营利是合情合理之事,不可抹煞。他说：“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功利何足病?”因此,这种以追求私人利益的“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就社会的文明进步而言,追求个人利益与兼顾他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即所谓“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因为“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徙益人而无益于己者”[1]（P1395。1349。892-893）。还依据经济学的原理,指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生产的基本动力,“夫民之所以兮兮勤动者,为利进耳,使靡所利,谁则为之?”并强调“义”的建立是以“利”的实现为基础的,有了利的“以多为贵,而后其国之文物声明可以日盛,民生乐而教化行也。夫求财所以足用,生民之品量与夫相生相养之事,有必财而后能尽其美善者”[4]。

严复的以工商立国思想和“开明自营”理论,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但已触及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核心———农工商并重,以发展工商业为主导；承认民众追求私人利益的合理性,并且既顾及了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国情,又指出了在农工商业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向,还提出了发动私人力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途径。上述严复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想启蒙所作出的贡献只是我的管见所及,可能是不全面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严复的这一贡献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认真借鉴的。

　　[参考文献]

　　[1]王木式主编。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英]赫胥黎。天演论[M]。严译丛刊本。

　　[3][英]赫胥黎。天演论[M]。严复译。导言十三案语。

　　[4]亚当·斯密。富原[M]。严复译。部丁篇九按语,550；部乙篇三按语,288。